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藏,正是计划生育的推行和贯彻时期,意味着每个家庭要是超生是会被罚钱的。
卓嘎和丈夫达杰拥有三个孩子,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全靠家里养的羊,大儿子在上中学,两个小儿子每天跟着爷爷放羊玩儿。经济条件并不富裕样的家庭要养三个孩子,已经相当吃力。
这天,儿子们把两个安全套拿去当气球吹着玩儿,孩子们通过吹得透亮的安全套来观察眼前的世界,天上灰暗的云、草原上模糊的羊群、坐在草地上的爷爷、骑着摩托车回来的爸爸。
这是孩子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单纯地通过眼睛去看。

骑着摩托车回来的爸爸和坐在草地上的爷爷对话,在爷爷的记忆世界中,是一个逐渐远去的马背上的世界,而在达杰的世界中,摩托车早已取代了马背。
气球作为整部电影的核心元素,将三代人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引了出来。
当两个孩子拿着手中吹成“气球”的安全套跑向父亲,年迈的爷爷视力下降得厉害,问达杰:“两个小孩一大早就拿着这个东西玩儿,那是啥,奇形怪状的。”
达杰沉默了片刻,说是气球。
随后,达杰点了一根烟,将两个小儿子手中的“气球”扎破,还训斥了孩子们一番,并对孩子们承诺,下次去县上给孩子们买彩色气球。
孩子们不明白爸爸为何骂他们,更不明白爸爸为何要扎破他们手中的“气球”。

影片中的爸爸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回避了性这个话题,在这里也能看出大人在面对孩子时,对“性尴尬”的难以启齿。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为什么不能拿这个“像气球”的玩具玩儿,孩子们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发火。
这种回避,也为日后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孩子们的世界很简单,简单到刚挨了一顿骂,听到爸爸说下次买彩色气球,又快乐地跑开了。
仅有的两个安全套也被孩子们拿去当气球玩儿,父母觉得又丢人又羞愧。卓嘎跑到镇上的诊所,女医生出去了,只有男医生,卓嘎觉得让男医生看女人的病,挺难为情的,她执意要等女医生回来。
女医生回来后,卓嘎不好意思当着男医生的面说,女医生瞬间明白了她的保守和想要回避男医生的想法。女医生就和她单独聊,卓嘎表示自己想做结扎手术,不想再提心吊胆的。

女医生小声对卓嘎说:“不是给你们发了安全套吗?怎么不用,那个也省事。”
卓嘎降低声音贴近女医生耳边:“用完了,最后两个还被小孩偷去当气球玩呢,羞死人了。”
女医生忍不住笑着低声说:“发了那么多还不够,你家那口子是种羊吗?”
卓嘎低下头羞涩地笑了笑,女医生也忍不住笑了笑。
这个对话场景拍得十分巧妙,一个对性保守的藏区女人和一个女医生的对话,两人明明是凑近说的,但通过远景去看,在她们中间恰恰被对面的窗户隔开,像一道隐秘的“门”。
女医生最终把自己抽屉里的一个安全套给了卓嘎,告诉她,等下一批安全套来了再发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