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同性恋群体多遭攻击
“反正，现在我是生活在阳光下，我的脸皮已经比城墙还要厚了，呵呵……”采访录音里她的笑声，有点不羁，有点释然，却也带着无奈和苦涩。于小胖，女，24岁，大学毕业，即将读研。看上去顺畅的人生之路其实并不平静，因为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她是一名同性恋者。按照她的说法，自“出柜”的那一天起，生活便不再平静那时的她才15岁，念高中。

在我国，像于小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今年4月，一项由民间组织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77%的受访者因为性取向不同曾在校园里遭遇过身体攻击；而社会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总是引发争议。校园里的同性恋群体，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生活环境究竟如何？学校、家庭、社会对他们是怎样的态度？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感受？

同性恋遭鄙视，家暴是常饭
于小胖：那时一周被打好几次

她成长在一个传统的教师家庭，姥姥姥爷都是她所就读的重点高中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有一天姥姥发现了她和女朋友的亲密信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妈妈。于小胖的妈妈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当时，在她眼里，女儿只是年纪小、瞎胡闹，要么就是被她女朋友(比小胖大5岁)带坏了。从那以后，在小胖和她女朋友交往的四年里，家庭暴力成了家常便饭，她说：“我妈妈一周打我好几次，拿起手边的东西就打。我头上有一块疤痕，是我妈妈拿台灯砸的。”她也曾想和家人心平气和地沟通，但并未成功，更让小胖崩溃的是，有一天，妈妈带她去精神病医院看心理医生。“那个医生是我妈的同事，她说同性恋是病，还给我开药，说如果长期服用可以改变我的性取向。”最终，她的拼命反抗让自己摆脱了所谓的“同性恋治疗”。

后来，小胖就一直生活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监视之下，学校里也有了传言。老师们不再喜欢她，同学们也总是议论纷纷。“他们说我经常和女生搞暧昧什么的，其实我们是普通朋友，传到我妈那儿，我就会挨打……”小胖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就在高考前几天，妈妈发现我跟女朋友还在联系，就拿着刀逼我。在推搡之中，刀割到了我左手食指，导致小动脉割破，后来留了疤。”这场争执影响了她的第一次高考，后来她决心复读，凭着一股子韧劲，熬过了黑暗的高中生活。大学里，她学的是艺术，同学们的思想都挺开放，她选择了公开出柜，同学们也都能接受，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但是，那段阴霾的青春在她心里留下的伤痛总是难以抹去。

“变态、人妖、娘娘腔、中性人、半男半女、这些词伴随我从小学直到高一。现在想起来没什么感觉了。”刚开始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冰封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仍听得出背后的心酸。“有一次，学校组织合唱比赛，音乐课前大家要排练，我在台上组织，可没有人理会我，后来老师来统计班上男女生的人数，有个男同学就大声地喊道：‘我们班有22.5个男生，22.5个女生。’全班人哄堂大笑。你不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恨，我隐隐地哭了一节课，后来逃了一节课，跑到操场上大哭。从那以后，我便决意不再融入集体，我只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太累了。同学们的欺负还在继续还在升级，我已经无所谓了。”

猫猫：我只能生活在“暗处”

猫猫是个男同性恋，体型略胖，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用他的话来讲，他是个很“闷骚”的人。15岁那年，猫猫上网的时候偶然浏览了BL(boy’s love,指男生之间的爱)的漫画，发现自己对此一点也不反感，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了那个圈子，不过他没让身边的人知道他的“秘密”。

可是，恶意的言语攻击、嫌弃的眼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包围了猫猫。他是大一新生，今年2月，他转发了一条含有同志内容的微博，所以他的“秘密”被室友发现了，原本十分融洽的宿舍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我是个胆小懦弱的男生，有一次，一位舍友从我身边经过，无缘无故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骂，可我不敢反抗。我忘不了那场景，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经常失眠，更不敢出柜了。”猫猫说，从那以后，室友们都忽略他，视他为“隐形人”，“有一次，宿舍管理员登记人数，我们寝室本来有7个人，他们说只有6个。更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居然害怕我会爱上他们。”

猫猫谈到，他所在的学校里开了《心理健康课》，“老师告诫大家‘爱情的基础是双方必须是男女或者是异性’，并暗示同性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老师的话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同性倾向会拉远他和同学们的距离，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我越来越不喜欢学校，不想见到我的同学。我最期待的就是周末，那样我就可以去同志中心玩，倾诉我在学校的困境。”

专家解读:“恐同”皆因不了解
有关资料显示，“恐同”是导致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欺凌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同性恋研究专家Damien Lu博士表示，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是产生“恐同”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常常宣扬男性与女性之间有天经地义的差别，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超越这些的人生态度或行为。很多人反对同性恋者，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社会规范”，这属于个人思维上的恐同。一个家庭里，如果孩子是同性恋者，家长会觉得颜面扫地，同时中国人信奉“棍棒出孝子”，所以公众对于长辈对晚辈实施的“管教”式家庭暴力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导致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还存在着机构性恐同和内在的自我恐同。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将同性恋构成流氓罪，这就属于机构性恐同的一种；内在的自我恐同，是指同性恋者因为社会偏见无法真正地接受自己，而以所谓“主流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轻则导致不同程度的自卑，重则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多为讳莫如深，所以有些青少年同性恋者不能正视自己的性取向，长期处于恐惧和紧张的状态。

他认为，“恐同”其实是因为不了解同性恋而恐惧。我国对同性恋群体的科学研究不够，同性恋相关知识普及力度不足，容易造成公众对其认知上的空白。校园环境又有其特殊性，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对“性”的了解比较模糊，对“同性恋”更没有正确的认知，加上自身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当群体中出现一个同性恋者时，他们会以猎奇或恐惧的心态来对待他。另外，在校园里，同性相处的机会很多，对同性恋缺乏基础认识的人还会认为同性恋对所有同性有不可抑制的爱慕和侵犯欲，所以会从行为上隔离同性恋者。

中国版性少数群体的校园欺凌调查报告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到来之时，第一份中国版性少数群体的校园欺凌调查报告应声出炉。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曾遭遇17类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甚至不乏暴力及性骚扰，受欺凌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受到很大影响。

2011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多起同性恋青少年自杀事件，引发了对这一群体遭受校园欺凌的国际关注，“今年不再恐同日的主题即关注教育系统内的恐同，但过去中国的媒体、NG O和公众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官员李红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幸而，在中国的大学城里，为保护同性恋学生的权益，一些年轻的同性恋学生社团或支持小组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