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丽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表示，每个人都似乎不理解为什么会愿意放弃如此高薪的工作，转而开了一家性玩具公司。

2020年，林梅丽打算出国旅行，她在和一些圈内好友聚会时，要求他们给自己刚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起名字，她想在社交媒体上发旅行时的照片， 一位朋友推荐取名“Good Vibes Only”。

她开玩笑地说，名字听起来像是一家性玩具公司。

那天晚上，她开始去思考有关“性玩具”的一些问题。

“每次我遇到性有关的疑惑，都是上网搜索，但是搜索结果都是欧美国家或者是日本发生的事情。 ”

"我从来没有在新加坡买过性玩具。我唯一知道的情趣用品商店是在公司对面的运鸿购物广场，每次经过我总会瞥一眼，想到里面看看，但从来没有进去过。

因为如果我的老板或同事看到了，我怎么办？我的性玩具是我和闺蜜在日本旅游时买的。

我们做了一份小范围调查，每个人都说他们知道日本的那座七层的情趣大厦，里面能想到的性玩具，应有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新加坡哪里可以买到性玩具，难道真的没有人想买吗？

后来新冠疫情突如而来，各国封锁边界，使她环游世界的计划被打乱。于是索性与好朋友创了性玩具公司Good Vibes。 

去年11月推出了3款性玩具，价格介于49至69新元（约200至350人民币）。

疫情不断严重，大家都被要求隔离在家，但是我们公司的性玩具的销售增长很快。

也有媒体报导了我的创业故事，得到了不错的反响，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我的几位合作伙伴却提出要退出了。因为随着公司业务逐渐上轨道，我们的工作量开始大幅增加，而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实在无法两头兼顾。

"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看到他们疲惫不堪的样子。”

他们离开时，我一度非常沮丧，但是万事都是双刃剑，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们退出，我对公司的发展规划有了更多的控制权。

起初我不太想抛头露面，因为说实话，我最开始还是给自己留了退路的。

我还很年轻，如果这次创业不成功，我还是要去公司应聘。我不知道人力资源部门会怎么看待我从事过性玩具行业。

但后来，我意识到必须自己为情趣用品“正名”，我们倡导正视性健康，改变“性”是“羞耻的”这种偏见。但是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到，那还谈什么改变别人呢？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和我爸妈郑重具体谈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亲戚朋友问我做什么行业？我会直说我开了一家卖性玩具的公司。如果我的爸妈在旁边，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只是接受，只是静静地接受，"她说。

林梅丽刚开始创业时，曾经向朋友和熟人做过调查。

"我是一个数据主义者。我需要知道人们对性玩具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人自己用过性玩具。我记得在一次群聊的时候，一个老同学说不应该公开讨论“性”这个话题。我有点尴尬，但是很快更多的人回复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很有必要，"她说。

尽管很快公司就实现了收支平衡，但是从成立以来，林梅丽从来没有给自己发过工资，而是把利润投入到扩大业务中。

林梅丽在一个 "普通家庭 "中长大，爸爸是一名工程师，妈妈是一家银行的秘书，家庭不是特别富裕。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如果我想做什么需要用钱，他们会让我尽量自己想办法赚钱去实现，比如完成一些家务，然后给我一些奖励放在存钱罐里，作为教育储蓄。后来我想学习日语、法语和德语，都是用我的教育储蓄的钱去上课。

"后来我在卡夫亨氏公司的工资不低，但我很少买高档奢侈品。所以我能够有一些储蓄。

"当公司有多位创始人的时候，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可能很难达成共识，而有一段时间，我独自创业，好处你可以完全按照你想要的速度和节奏前进。当然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你会质疑自己，因为你没有人可以帮你。”

今年早些时候，林梅丽的公司和另一家性玩具零售商Hedonist完成了合并，林梅丽找到了她需要的平衡，同样是华裔的Jacqueline Kee成为她的联合创始人。自公司合并以来，两姐妹总共售出了3000件性玩具。

林梅丽和杰奎琳都意识到，做好情趣用品行业，改变大众普遍存在的“性是羞耻的”这一偏见非常重要。明年，两人计划在新加坡Dempsey Hill的Siri House举办一个女性赋权和快乐的艺术活动，他们还想为这些对话继续创造 "一个安全的空间"，每周举办相关主题的派对。

"我们目前主要精力放在扩大团队，加速公司业务的增长。我们希望更有针对性地将自己定位为亚洲性健康品牌，专注于推动性教育和在本地区的渗透率增长，"林梅丽说。

公司计划在未来3年内实现100万新元（约500万人民币）的销售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