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性保健品市场的种种问题了如指掌，但储兆瑞依然观点鲜明。

　　63岁的储兆瑞，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省性学会副理事长。他的专业是社会学，但很多人却认为他“不务正业”：他经常在电台主持性科学传播的节目，还在南京最早开设心理诊所。10年门诊中，储兆瑞接受了1万多例咨询，“绝大部分是关于性心理和性知识方面的”。

　　社会需求何其巨大

　　“性保健品的社会需求太大了。”储兆瑞说。储兆瑞的心理诊所就开在一家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隔壁，这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性保健品需求者。有几个事例令他印象深刻：一位丧偶多年的高级工程师找到储兆瑞，请他帮忙购买一个“模拟橡皮女人”作为代用品。当时这位高工已67岁，身体尚好，依然希望享受到性生活。但他一则再婚很难，二则不愿去色情场所，怕染上性病或败坏声誉，使用性保健品就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一位74岁的老人，专门托人从北京买了一种名叫“神戈”的性保健品。“神戈”虽名为中药，其实里面搀杂了“伟哥”的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储兆瑞说：“中药的特点是效果慢，凡是效果来得快的中药，十之八九成分是伟哥。”

　　大约10年前，储兆瑞去老挝、缅甸，在与我国接壤的地区考察性病和爱滋病的防治情况。其间，他就亲眼看到来自中国的旅游团中有许多人在那里购买“印度神油”等性保健品，而且女团员的购买热情要大于男性。

　　储兆瑞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据他调查，仅在南京，就有40万离婚者、100多万单身者，还有130万民工，其中只有10％是带家属的，大多数也是单身。“这么庞大的单身群体，都需要设法解决性方面的需求。”

　　而国内曾开展的一次针对40岁以上人士的专项调查也显示，1000名被调查者中，60％多的人表示需要性保健品。

　　“食色，性也。人们在温饱之后就会需要这个。而基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异性伴侣’目前还无法提倡，现在最安全可靠的就是模拟器具。所以应该发展科学的性保健品产业。”储兆瑞认为。

　　改变观念是关键

　　“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还没有改变，特别是政府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些官员认为这个行业就不应该做。”在储兆瑞看来，这就是导致性保健品行业问题重重的思想根源。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令中国人谈性色变，以性为耻。而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可变。”储兆瑞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位顾客走进一家性保健品商店，粗略一看，就跟老板说‘你给我拿个这个’。接过东西，还赶忙用报纸包起来，然后直接付账，有时不等找零就赶紧离开。在这种情况下，购买者根本无法认真了解和评价其所购买的性保健品的用法、质量和功效等。”

　　1998年，储兆瑞去欧洲考察时，在柏林见过一位名叫乌茨的老太太。这位78岁的乌茨，已在全德国开了3000家性保健品商店。当年底，她还牵头在柏林举办了世界性保健品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万多人来参加。

　　然而，这类展会在中国却举步维艰。

　　据储兆瑞介绍，1996年4月，一些企业计划在浙江奉化溪口举办一个性保健品展览会。可尚未开展，公安、工商等部门就找到了展会的组织者，说其展览的那些东西是“淫具”，叫他们别搞了。无奈之下，组织者们只好将展览会改成了“性保健品行业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纪要》后来被送到了吴阶平院士的手中，并由他转给了当时主管卫生工作的有关领导，经领导在《纪要》上批示“人们有需求，恰当处理”后，转发给了公安、工商、卫生、药监等有关部门，这才使得性保健品有了发展的空间。

　　“堵”不是办法，规范才是正途

　　“性保健品市场之所以混乱，根源还在于利益驱动。”储兆瑞说，“一个产品，成本才10多元，但能卖100多元，利润率高达数倍。以前有个‘中华鳖精’曾名噪一时，其实，一只鳖可以生产出1万支鳖精。”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国内至今尚未承认性保健品的合法地位，整个行业也得不到社会认可，被看成‘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许多业内企业只好偷偷摸摸生产。”储兆瑞介绍说，“性保健品至今仍缺乏统一的生产规范和标准，这不仅使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难以得到保证，令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保障，同时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很大问题。现在只好通过工商税务部门来进行管理，但这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储兆瑞认为，有些相关职能部门之所以对性保健品不管不问，一是因为没有精力，二是因为监管困难，三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监测手段也跟不上。

　　储兆瑞强调，既然人民需要性保健品，那么，对于性保健品行业，“堵”肯定是堵不住的，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制订严格而统一的行业标准，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并通过行业协会实现自律，以此将其纳入健康规范的发展轨道。只有这样，这个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才会逐渐得到解决。

　　身为中国性学会理事的储兆瑞还透露，为了扭转当前市场秩序混乱，产品良莠不齐的局面，该学会已准备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对公开销售的性保健品实行3A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