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农村春节“相亲潮”、“天假彩礼”和“光棍村”等报道滚滚而来。而据媒体报道，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人口学者李树茁不止一次敲响警钟：“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来！”过去十年间，他不止一次提出：“由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造成的男性婚姻挤压所引发的人口社会后果，已成为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目前，仍有很多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看看海外媒体和学人是如何看待及评论中国这一问题：法新社刊载文章称：在中国，偏爱生男孩的传统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目前男女比例大致为116∶100，高于107∶100的标准值。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女性相对不足。“不少中国年轻男性找对象都成了难题。”张涵说，“于是他们选择充气娃娃。”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则重点报道了中国的一些进步：重男轻女的观念正在逐渐转变，特别是在城市中。曾经被视为财务包袱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她们不但自食其力，也赡养父母。有些夫妇甚至害怕生儿子，因为他们认为养儿子的成本更高。现代中产阶级的惯例是，父母要给儿子买房，才有助于儿子找到老婆组建自己的家庭。

彭博评论发表Adam Minter的文章，认为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根据调查，相比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女性，中国7.4%的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更有可能在第二胎生男孩。其结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性别比例失衡也最严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赋予了家庭将现有文化偏见付诸行动的能力。

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01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同样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现象的印度，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第二胎生育男孩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印度没有计划生育，但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这有力表明，两个国家的人口事务中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换句话说，中国没法通过单纯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纠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

路透社评论称，中国目前新生儿的男女失衡情况已成为全世界最严重，最主要是由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中国二胎政策依旧不够放松，并且这样的政策对于改变社会实质性的经济影响来说开放得太晚，分析人士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而人口学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接受采访时认为，“重男轻女”并非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管制，三者缺一不可”。出生性别比问题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尤其在亚洲比较普遍，韩国等国的治理经验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上世纪90年代出生性别比一度比中国还高的韩国，花了约20年将男女比例调整至接近正常的状态。韩国在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力度很大——废除了家庭的长子继承制，还专门设立了“性别平等促进部”，并把非法鉴别与非法堕胎定为犯罪。印度专门出台了法律，规定为性别选择做胎儿鉴定的医生都是犯罪。而最关键的仍是观念的转变，目前韩国已可以自由地做产前性别鉴定，并未导致出生性别比反弹。

综上所述，改变现状应从制度、文化、经济、政策等四个方面展开综合治理，包括改变单从父姓制、推广招赘婚姻、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其实核心的措施就是：提升国民的文明度。改变由现在开始，由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