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性”已经成为了一个“零门槛”之物。性用品商店仅需领取与经营他物一致的“营业许可证”即可上岗，官方不会因为与“性”有涉便神经过敏、处处设限。同样，香港的“70后”或更年轻的群体，早就依傍在这样一种强大心理之下———面不改色心不跳，自如出入性消费市场，热议性消费话题，而无需顾忌旁人是否报以侧目“一种小众参与，但又基本不会让大众觉得难堪的消费项目”已经构成了香港人对“性消费”的普遍态度。

    香港官方和民间都为性用品消费“大开绿灯”

    在香港，“性”并不是一个需要藏着掖着的隐秘物品。从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喜剧电影、三级片，到如今市面热销的成人类小说、成人卡通，都在有意无意地穿插一些略带颜色的笑话，“性调侃”也是休闲场合中润滑人际关系的常用伎俩，而名人(明星)的性绯闻则更是活跃于市井巷道的热门谈资。全民普遍对“性”持以宽松态度，无太多“禁区”之感，故而多元的性选择更易被接纳、包容，性消费的成熟土壤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的。

    而各种“涉性”产品的销售场所，则盘根错节地缠绕在香港的各个商区。譬如，香港最大的性用品消费门店LO V E SH O P位于尖沙咀加连威老道，与繁华的东海商业中心毗邻；而与之争夺头把交椅的“性事良品”门店，则位于铺租已经涨到“全球第二贵”的铜锣湾罗素街；而零碎的性用品专卖店、精品消费店、情趣玩具店等，亦星星点点地植根于旺角、油麻地等老牌购物区，仅旺角信和购物广场一栋商业大厦内，就有4家性用品消费店驻扎其中。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性店”和其他店铺相交，并无任何明显的界限和标识，它们混杂在众多玩具店、首饰店、五金店、餐饮店之中，毫无突兀之感，好像已经汇为一体……而自如出入此处的成人顾客，简直把逛性店当做一次普通的SH O PPIN G，“血拼”之后，他们大大小小的购物袋里，毫不避讳地让避孕套、振动棒、倒模具与食物、洗衣粉、家用物件混搭在一起，若无其事地提拎着，照样和友伴邻朋有说有笑。

    人与人之间对性用品消费“不设防”，香港官方几乎也“不设防”。“目前，香港官方不会因为它涉及了‘性’，就要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一个主管单位来进行特别管理，性用品商店和售卖其他物品的商店一样，只需要一个营业许可证即可经营，这点和内地官方对‘性’噤若寒蝉、处处设槛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香港L O V E S H O P性用品销售店负责人A LA N W O N G告诉记者。

    如此粗放型的管理机制，也得益于“性舆论”的开明和宽松。如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副主席吴敏伦所说：“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是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的，这其中包括消费成人性用品，性用品的多样化，本身就是性情趣多元化的表现。”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从消费者、官方、学者到社会舆论，都在为性消费的合理性“大开绿灯”。这或许是香港性文化与消费文化各自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众对“性”实现了脱敏所致。“性消费”也于相对宽松的性舆论语境中得以释放，成为服务类消费市场中的一个别致门派。

    性用品消费的“香港口味”已日渐形成

    香港性用品消费论坛“X蒲论坛”，常被以下字眼填满：“最近听说美国出了X X器，要不要了解下香港有没有货？”、“我觉得X X棒比较好用，各位感觉如何”———这些“经验分享，讯息互通”的香港网友，已经结成了一个小型联盟，他们大多是中产阶层，因为相近或相异的“性癖好”而各自划圈，分别抱团，不同的“性趣”，使香港的性用品消费群体正在产生微妙的分层。

    宇宙成人用品销售店负责人P A U LC H O W发现，近年香港性用品消费者不再一味追求感官的“爽”，而是追求“质感”：“一般的消费者，多数选购日本产品，因为这些日货多是‘老少咸宜’的产品———譬如由知名日本A V女优的性器‘倒模’而成的自慰工具，一些模拟少女、轻熟女、熟女特殊部位的‘飞机杯’，因为‘物美价廉’(300港元左右)而受到工薪一族的喜爱；但具有较高品位的消费者，则更青睐于欧美的‘重口味’产品，譬如特殊性行为的用具、模型和药液，价格甚至飙到数千港元，但依然成为某类受众的热捧之物。”

    小众、边缘性倾向群体的消费需求，也被商家兼顾。“在香港，有一批数量不菲的‘异装癖’和‘中性癖’，但作为性用品销售商，应该发现商机而不是歧视他们，要定制一批特殊的性用具(丝袜、面具等)以填补市场空白。”据A LA N W O N G透露，面向小众群体的性用具，在批发和选购上往往需要非常精细的斟酌，既要切合香港本土小众性消费受众的数量比例，又要选择适宜的转销渠道，广告、宣传的尺度分寸又要拿捏得当。商家倾注大量精力和成本于利润微薄的小众性消费领域，这既是商业定位所需，也隐隐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微妙因子。

    如今，按照受众需求进行分层，香港性用品购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阵容———一种是“旗舰店”类型，在繁华地带设置一个中心性、综合性的营销场所作为“主店”，并在内地一些大中城市设置直营(非加盟)分部(LO V ESH O P与性事良品均属此类)；另一类是精品店和专卖店，以中低端产品为主，服务于一般性、普及性的受众需求(非铁杆粉丝)；再一类则是性用品混杂在药店、保健用具店的售架中，可满足普通购物客流的即兴消费。

    目前为止，香港性用品店还未能做到“自产自销”，本土缺乏相关的性用品生产、制造厂家，因此进口国外产品转销香港或内地，成为了本地“性商”最主要的营销模式。“从消费习惯上看，与内地相比，香港受众明显要更加理性、成熟一些，因为香港人不会迷信所谓的‘名牌’，也不看网上的排行榜、点击率和所谓的‘好评’，他们运用自己平日积累的性用品常识，根据自己身体条件、敏感程度之类的个性化需要来挑选产品……性用品消费的‘香港口味’已日渐形成，这是带有地域标识性的。”A LA N W O N G补充。

    香港性用品管理力度不如内地，但“拳拳到肉”

    香港全民对性用品消费的“开放”态度不等于“放任”，记者搜索发现，2009年2月，位于香港旺角信和中心两间分别售卖成人用品和玩具的商铺，因展示没有张贴警告字句的不雅性玩具和人形公仔，被控违反《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最后罚款5000元；而2008年，铜锣湾某性用品消费店因销售未经标示、可能引起强烈副作用的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而接受卫生署的“检查”。

    记者了解到，香港《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制定于1987年，在官方与市民的博弈下，近年曾被多次改动。2012年4月，其“最新版本”出炉，亦是综合参考民众意见的产物。《条例》的惩罚力度达到了“史上最严”———发布淫亵物品最高罚款加倍至200万元，监禁刑期则最高3年。

    但在具体的执法尺度及司法实操上，香港政府有其选择性的侧重点。“香港政府及相关部门一般只会从保护未成年人、药品安全、电子及塑胶玩具的质量及安全等角度对性用品店进行监督。”PA U L C H O W表示，监督手段由一般抽检、市民投诉等机制构成，大多数门店亦会自觉张贴“十八岁以下观众免入”的告示，并辅以门帘、遮板等以示隐蔽。而可能含有漏电、塑胶毒性隐患的电动棒、塑胶按摩器、真人比例模型等一直是“抽检”的重点对象。

    而在A LA N WO N G的印象中，香港性用品管理力度不如内地，但“拳拳到肉”。“比如，一个性用品店如果检查出了‘违禁药物’，那么卫生署会对整改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确定所有危害已彻底消除才会作罢。而内地的情况则是‘时紧时松’，有时碰上‘严打’，那就用‘一刀切’的方式处理，等到‘严打’风声过后，假冒伪劣产品又重新冒头。”

    对小众性权利的尊重，不仅要“口头支持”，还需要“产品供应”

    消费受众的理性、执法强度的弹性，让香港性用品消费始终没有偏离正常轨道。如PA U L C H O W所说：“香港性用品消费门店时生时灭，但现有的阵容、规模及销售渠道，已经基本可以满足香港消费者的需求。由于性用品消费从来都不是暴利行业，因此也不存在突然有一家或数家新门店突然爆发，从而改变整个消费格局，激增消费规模的可能性，现有的执法力度也足可建构起一种‘动态平衡’，从而维系整个市场的规范性。”

    官方、权威力量不以封闭的态度对待性消费，反而施行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疏导，小众性权利也得以伸张、维护，各种制衡机制(投诉、法令)也在约束大众可能投以的“歧视”。香港性消费正在形成一个良性的亚文化生态。

    香港小众性倾向人士、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翁玉强告诉记者：“真正的‘性开放’态度，不是‘上床很容易’，不是大家都淡化羞耻之心，而是对所有人群(包括小众性倾向)性权利的包容和尊重，而这种‘尊重’也不是口头上的官方表态，而是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允许小众性消费，是否有合法渠道提供小众性用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