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60年，复方短效避孕药首次在美国被批准上市，并且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大行其道，但它似乎却无法虏获当代中国女性的芳心，甚至被许多女性视为洪水猛兽。今天我们就要隆重介绍一下这款“灵丹妙药”到底有多造福人类，以及它在中国是如何被冷漠的。

没人爱吃避孕药

2015年-2016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两万多位中国育龄女性的避孕情况。结果显示，40.1%的人靠安全套避孕，32.03%的人依靠的是“安全期或体外排精”这两种不太可靠的避孕方法，有21.05%的人没有采用任何避孕手段。而服用避孕药的人有多少呢？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理解一下“避孕药”跟“紧急避孕药”的区别。一般所说的避孕药，指的是由雌激素和孕激素两种复合而成的短效避孕药，一天一颗，可以阻止排卵，从而避免意外怀孕。而紧急避孕药是在性行为发生后的补救措施，成分与普通避孕药不同，对于部分人群而言可能会带有较多的副作用，因此不建议作为常规避孕手段反复使用。

然而在中国，服用避孕药的适龄女性只有可怜的0.67%，甚至还不如吃紧急避孕药（3.09%）的人多。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全球避孕措施趋势报告》，避孕药的使用率不仅在发达国家达到了惊人的30%，同时在全球70%以上的国家地区内，它的使用率都达到了10%以上。它远远超越了安全套、结扎、节育器等手段，成为了所有避孕方式中覆盖范围最广泛的一种。

只是在避孕药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中国避孕药的使用率，从2001年的1.66%，跌到2010年的0.98%，再跌到2016年的0.67%，跌幅非常稳定。遗憾的是，风景并没有这边独好，中国人的避孕总体而言是不成功的。

最简单的证据，是极高的流产率。流产、堕胎在欧美社会争议较大，但在中国，没有多少人会去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2008年的调查发现，在性行为活跃的未婚女大学生当中，有三成多的人有过意外怀孕的经历，其中超过半数的人甚至经历过不止一次意外怀孕。这些不受欢迎的小生命最后的归宿，往往就隐藏在街边铺天盖地的人流小广告里。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研究中指出，近年中国平均每年约有1300万例人工流产术，而2016年北大的大样本调查显示，有过性经验的育龄女性中，有过流产史的人占到了惊人的40.6%。

避孕手段并不只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能不能成功地达到避孕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最常使用的安全套，尽管名字叫做“安全套”，但它的安全更体现在防止性病传播上，避孕成功率并不是太高，不仅受到使用不当的影响，还有破损的风险。

在中国，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妇女中，有近一半人是采用过避孕手段的。而这些避孕失败的已婚妇女中有56%、未婚妇女中有71%使用的就是安全套。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有21.05%的女性压根就不避孕，而32.03%的人选择的“安全期或体外排精”则非常不靠谱。安全期的计算很容易出错，一旦出错，就会闹出人命；而一个连戴套的控制力都没有的人，无论再怎么拍着胸口保证，也不可能指望他真的能及时撤退，况且，尿道又没有装阀门，在男性感觉到要射精前，可能早已有少量精子排出。

而这些不靠谱的避孕方法不仅会提高意外怀孕的机会，还容易引发男方认定女方出轨不忠的纠纷。

而避孕药，则是结扎以外最稳妥、成功率最高的方法。美国的研究发现，即便能够“完美使用”安全套，每年依然会有5%的人会意外中招；而由于大部分人无法绝对正确地使用安全套，因此一年内的意外怀孕率可能会飙升到21%。与此相比，避孕药就稳妥得多：正确服用的话，一年内的意外怀孕率只有0.3%。

名声是被谁搞臭的

事实上在中国，避孕药很早就已经被批准使用，并产生了一连串复杂的瓜葛。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将人口增长当作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因此鼓励多生，并严格限制绝育及流产手术，禁止进口避孕药具。然而，疯狂的生育竞赛差点刹不住车，1955年，为了抑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国务院首次公开表示支持计划生育。

正好几年后避孕药在美国上市了，于是，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学着试制避孕药，并在1967年起，创新性地开发出了多种长效避孕药，顾名思义，它们的特点是药效久，每个月只要吃一片。

听起来是很方便了，但这样的方便是有代价的。长效避孕药原理跟短效避孕药相似，但前者含有成分稍有不同的雌激素，剂量极高，等于一次性要吃下一个月的药量，因此服用后的副作用相当明显。

查阅当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服药女性出现了恶心、呕吐、头痛、腹痛之类的不适。而更令人在意的是，由于这种避孕药的有效时间太长，因此在停药后6个月内，只有不到10%的人可以成功怀孕。这种状况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惧，从而带来了长效避孕药会导致永久不孕的谣言。

在欧美地区，从来没有销售过长效避孕药这种东西，因为它不可能通过药监局的审批。而国产的长效避孕药研制出来随之就可以投入生产，充分地体现了中国速度。1970年9月，计划生育办公室便开始向全国免费供应避孕药了。

免费这个字眼虽然很有诱惑力，但一般人也不会爱占便宜到哄抢避孕药的地步。而且70年代还是计划生育的温和调控期，政策还是以宣传、号召为主，加上长效避孕药自己不争气，名声不好，因此免费避孕药的推广效果并没有理想中的好。

1980年开始，计划生育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推进的阶段。为了完成严格的计生任务，派发避孕药的方法就太温和了，谁知道拿了免费药之后，群众有没有按时吃呢？

这种全凭自觉的自控型避孕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爱岗敬业的计生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替换方案：将群众拉到医院，上环、结扎。这些医控型避孕方法效果可靠，而且还一劳永逸、一了百了。由此，为了完成严格的一孩率、绝育率的指标考核，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结扎”、“大上环”运动。有了上环结扎的垄断式竞争，长效避孕药的推广更是没戏了。

70年代末，城市居民中有20-30%的女性服用长效避孕药，而到了80年代，避孕药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率下降到不足8%，到了90年代初，这种药物干脆就被淘汰停产了。由于大家普遍分不清长效短效避孕药的区别，它留下的坏名声就被添油加醋地长久保留了下来。

2002年，加拿大进行了一项针对华人移民女性的调查，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她们如此抗拒避孕药。67.5%的受访对象说，吃不吃避孕药取决于自己、伴侣和家人的意见，而且她们还会在意外界的目光，担心规律性地服用避孕药会给人留下一种“放荡”的坏印象；只有少部分人表示会听从专业医生的意见。

而中国人对避孕药最常见的恐惧是，担心避孕药会导致肥胖、永久性的不孕、引发妇科肿瘤（事实上，都不会，短效避孕药反而还会降低患癌风险）。避孕药已经在全球范围安全销售了近60年，只会偶尔出现轻微的恶心、呕吐等不适，但对它的误解在中国依然普遍又根深蒂固，对于什么都敢往嘴里放、什么偏方都敢试、什么东西都能绉出几段治病功效的中国人，这种谨慎确实有点让人意外。

半路杀出来的安全套

强制进行避孕的政策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施行了二十多年。直到2002年，国家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进“避孕知情选择”，赋予人民自主决定避孕措施的权利。

上环、结扎确实有效，但这些操作的可逆性较差，手术本身还会带来的创伤和复杂的伦理问题。因此，避孕知情选择权放开后，绝育率显著下降，医控类避孕措施的比重也逐步降低。

这个时候，本该是避孕药推广的好时机，但机缘巧合之下，它被安全套截胡了。而这个机缘巧合，就是艾滋病。

据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卫组织共同发布的疫情报告，截至2005年底，中国由HIV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65万人，随着病毒的扩散，感染者中的男女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性的比例从1998年的15.3%飙升到了2004年9月的41%，势态非常严峻。

在各国艾滋病流行之初，男性感染者远多于女性，这是因为静脉注射毒品、不安全性行为在男性中的发生率更高。而女性感染者的增加则像是一个警报，意味着艾滋病疫情开始从原本吸毒、卖淫嫖娼的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

2004年底，在云南、河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孕产妇、婚检等人群中的感染率已达到甚至超过1%，达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规定的高流行水平。联合国由此发出警告，假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了2010年，全中国的感染者人数可能会突破1000万。

尽管艾滋病从80年代就已经传入，国际上也有不少前车之鉴，但在最初的20年里，中国迟迟没有实施得力措施防止它的传播。到了21世纪，大家才不得不认清艾滋病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的事实，那该怎么办呢？没有针对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人们能够采取的预防措施，主要就是安全套。

2004年7月，中央6部委下发了通知，明确了要推广使用安全套。各种**所、宾馆、超市甚至校园里，安全套很快变得随手可得。人人都害怕艾滋病，所以安全套的宣传和推广相当迅猛有效。据2004年全国计划生育统计，当年会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手段的人只有5.7%，两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2016年，已有40.1%的育龄女性靠安全套避孕。

安全套的推广确实是好事，但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活动中，很多人便忽视了“避孕”和“预防性病”的区别。安全套能够预防性病，但确实不是避孕的最佳选择。另外，安全套还有一个重要的弊端：它的使用需要经过男女双方的同意和配合，而避孕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方。假如男方使用不当或不愿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基本上完全是女方来承受。（文章来源：湾流    作者：伍丽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