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深圳金融打工人李小姐看到这数据，丝毫不意外：“这届年轻人，早就把‘取悦自己’写在脸上了好吗！”在她看来，年轻人越来越敢谈性，选择也更自由，“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干嘛非得两个人？” 加上工作卷、压力大，“遇到新的人，真的没耐心慢慢培养感情了”。

专家则表示，这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双人游戏”中撤退，转向更省心、更便宜的“单人模式”。人口学者更直接点出：这事儿正好撞上中国人口开始萎缩，长期来看，可能埋着更大的经济隐忧。

有意思的是，从1929年大萧条到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越差，避孕套卖得越火——这叫“避孕套悖论”。但疫情之后的中国，这招居然不灵了。为啥？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一届年轻人的生活里。

避孕套真的卖不动了。深圳一家药房店员吐槽：“以前两周清一批货，现在得拖一个月，进货都不敢多进。”

行业数据更扎心：2020年还有208亿的市场，到2024年只剩156亿，缩水超25%。而且跌势还没停，2025年估计继续往下走。

连杜蕾斯这样的头部玩家也扛不住——天猫销量从2019年372万件暴跌到2021年84万件，两年没了近八成。

2020年至今，避孕套相关企业已注销近8万家，平均每年消失1.7万家。所以……是因为大家突然想生孩子了？好像也不是。

真相或许更扎心：避孕套卖不动，可能只是因为性生活变少了。

但情趣用品市场却完全另一个画风。2024年规模已冲到1942亿元，明年预计突破2081亿——五年翻一倍，堪称爆炸式增长。

两组数据一对比，网友秒懂：“懂了，现代人不是不需要性生活，只是不需要另一半。”

这波消费转向，更像是一场从“双人合作”到“单人solo”的安静革命。

对避孕套行业来说，更难的还在后头。从2026年起，避孕用品不再免征增值税，税率跳到13%。

当年为了控人口给免税，如今为了促生育反而加税。但这招能不能催生不好说，让本就不景气的市场雪上加霜，倒是大概率事件。

为啥会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原因不止一个，更像多股合力把年轻人推向“自我满足”。

李小姐觉得，首先避孕方式变多了：“短效药、皮埋、避孕针……越来越多把主动权交给女生。”

虽然这些方式整体规模还不算大，但增速都在两位数。

她还发现，这几年社交平台上性教育内容猛增，尤其关于女性糕潮*的科普：“看了才知道，原来很多女生从来没过阴道糕潮。”

后来她和男友也开始用情趣用品，“对我来说体验更好，对他来说也放松——反正双方都开心。”

换句话说，就算在两人关系里，“玩具”出场率也越来越高。

李小姐还观察到，国内几乎所有情趣用品品牌，都得从最基础的生理知识开始科普，“因为大家还是陌生，甚至觉得羞耻。”但一旦了解了，年轻人就会更坦然：“谈性不丢人，让自己快乐更重要。”

以往经济不好，避孕套销量反而会涨——这是所谓的“避孕套悖论”，就像“口红效应”：没钱买大件，就买点小快乐。大萧条、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中国都出现过这类情况。

但疫情后的中国，这规律失灵了：经济还在低迷，套套销量不升反降。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穆峥分析，这不仅是消费习惯变化，更是亲密关系模式的重组。“房价高压、职场内卷、结婚推迟……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扛长期关系的情感经济双重大山。”

更多人从“关系型亲密”撤离，转向更个人、更可控的“自我满足”。

李小姐也说：“每天累成狗，刷不完的资讯，找个人认真谈恋爱？太耗时了。自己解决，省心又省事。”

穆峥指出，如今开始一段感情，往往意味巨大的情绪风险和经济透支。当“自我关爱”被包装成一种赋权话语时，其实也遮掩了许多人是对亲密关系的“非自愿撤离”。

这种压力在都市女性身上尤其明显——既要冲事业，又要扛传统家庭期待，时间精力根本不够分。

相比日韩，中国极速的市场化竞争，可能也让这场“性萧条”来得更陡。

就像小红书上一条高赞评论写的：“两人到家都十点了，觉都不够睡，哪还有心情‘搞事情’。”

人口学者易富贤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人口结构的根本转变：避孕套下滑，是因为结婚的人少了、育龄人口萎缩；情趣用品暴涨，则是适婚却未婚人群变大的直接结果。

说到底，“不婚”是这一切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这不仅是消费现象，更与宏观人口数据对应：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2023年减少208万。避孕套与情趣用品市场剧烈分化的这几年，正好与人口拐点重合。

老龄化如同社会的一场“慢性病”：年轻人比例下降，养老负担越来越重，经济活力也会减弱。而对年轻人来说，这又陷入一个死循环：压力大不敢生→新生人口少→经济更低迷→压力更大……

易富贤打了个比方：“人口就是社会的‘面粉’。执政水平只是‘做面包’的技术，没有面粉，技术再好也做不出面包。”

政府近年也在试图“止跌”，比如推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2025年三季度结婚数同比增长22.5%。但易富贤觉得这反弹未必持久，就像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离婚数一度大跌，但后来又逐渐回升。

“政府能让人们少生孩子，却没法逼大家结婚生孩子，”他说，“鼓励生育，得真金白银投入福利、教育、补贴，光靠政策调整可能不够。”

清华大学副教授严飞在研究“悬浮时代”时也指出，社会高速变动让人感到“无根、缺乏安全感”，人际关系越来越淡、连结变弱。在这种状态下，年轻人对长期承诺和婚育规划，自然会更加谨慎、犹豫。

在“悬浮”的世界里，政策要面对的不仅是经济账，还有一代人的安全感与心理结构——那可能才是他们选择“独自快乐”的真正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