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

　　全球化的消费逻辑和驱动力让我们这些中国女人也逐渐穿上那些薄如蝉翼、艳如夕阳的美丽内衣，顾盼生姿。然而，作为“人体的第二层肌肤”，内衣在很长一段的中国历史中被总称为“亵衣”，其中“亵”字包含着轻慢和非庄重之意，意指不能轻易示人的不入流装束。之所以冠之以“亵”字，是因为女性健康的双乳和曲线毕露的身体被视为淫荡的象征、罪恶的源泉。因此，“乳房耻感”、“双乳束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剥夺了中国女人“胸前坦荡”的权力。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性学博士张竞生等人倡导的“天乳运动”倡导女性废除束胸、纷纷放乳，然而，即便是在今天，中国女性在自我“审美”和“被审美”的过程中仍然面对着诸多责难。

　　首先，中国女性的曲线长期被“捂着”、“藏着”，忽然间，仿佛漫天遍野的，人人都在嫌弃A罩杯。哪怕“胸大无脑”，也不能“一马平川”；“瘦哪都不能瘦胸”的中国女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凹凸有致”中迎合、追赶。正如很多网友在看完“维密”内衣秀后感叹，“真是人种不一样啊，撵不上啊”。不经反思的全盘接受这种“西化”的性感标准，无疑对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而言是一场新的“审美束胸”。

　　其次，20世纪20年代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乳罩（当时被称为“义乳”），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承担着强化女性曲线美的基本功能。然而，任何强调都是一种再塑造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没有经过女性“主体”的审视和选择，就是一种危险的规训过程。比如“性感”，它的定义是否那么狭窄？它与女性百变的精神世界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又呈现何种交错、复杂的关系？性感只是属于年轻人的吗？性感只是挑逗别人的吗？甚至，性感是必需品吗？

　　另外，与一些中国网友雀跃于哪个中国模特又登上了“维密”不同，我感到一丝沉重。超模Adriana Lima、Alessandra Ambrosio都是30多岁的“母亲天使”，Miranda Kerr和Doutzen Kroes都也当了母亲。生育并没有让这些“天使”不美丽、不性感，也没有让她们在模特行业“掉价”。相反，她们不仅可以选择生育，而且也可以摆脱严肃的生育惯性，让身体充满欢乐的张扬。与此相对比，中国文化中的“母亲”是去性化的，甚至，人们会惊恐与斥责她们的性感妖艳，哪怕它们是局部的、偶尔的。同时，“性感”与女性的婚育状况被社会、文化“不由分说”地强力标识出来。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分别用“金奶、银奶和狗奶”形容大姑娘、未育的小媳妇和已生育妇女的乳房，话虽糙，但是的确反映出性别文化中对女性身体的暴虐评议和扭曲审美。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娃•葛桑•鲍尔在《内衣，魅力女人的秘密故事》一书中写到：“内衣之于女人，并不止于身体，而是关乎内心的，自信、安全……一切感觉由此而生。”最高阶的性感，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生命体验和充沛自信；是基于多元和欢乐的正向性意识；是我们享受自己性/别的美好旅程。但愿，这样的性感不仅属于“天使”，还属于每一个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