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个周末傍晚，文经风先生早早地来到北京朝阳的中国金融博物馆。晚上7点半，这里将有一场讲座。他把车停在附近，走了几步想想又折回头，打开轿车后备厢，拿了4盒花花绿绿的避孕套，往随身的黑色单肩包里一塞。博物馆门口看到一个熟人。他递了一盒过去，笑着说：“来，给包『烟』给包『烟』。”对方乐乐呵呵接了。

　　文经风戴着无框眼镜，看起来斯文、精瘦，日常打扮是T恤衫加深色运动裤——常常是1990年代流行的款式。他精神奕奕，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又轻飘飘的。一进门，他径直走到第二排，挑了个正中间位子，掏出灰色活页小本，拿了支笔。

　　文经风是这个讲座的常客，准确地说，“一场不落”。他和任志强——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和系列讲座发起人之一——很熟悉，但他强调自己绝对不会滥用熟人特权，每次都按流程报名，唯一想沾点儿光的，“只是想坐个好位子”。

　　大约两个小时后，讲座结束，任志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以及几位嘉宾像往常一样回到办公室闭门休息，文经风也进去了。不到10分钟，所有人都走了出来。文经风显得有些失望：“词儿逮得少，不像往日那么多，那也够本了。”


　　1993年，文经风在北京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这在当时是惊人之举，国内外大牌媒体—CNN、《纽约时报》、法新社、央视、新华社接踵而至，“亚当夏娃”被解读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标志”。文经风由此挣得了现在的财富和事业，也因而得名“北京套爷”。
　　
  “一般一提亚当夏娃（的品牌），带着盒套儿，十有八九就能认识。”文经风说。早年，他甚至拿套儿跟检票员兑换过音乐会的门票。也拿套儿打点过别人单位内部停车场的保安，还没人拒绝过文经风送的套儿。

　　不过，再风光也是旧事，文经风不爱谈，至少谈兴不高，他更愿意谈现在为之着迷的事——听讲座、逛沙龙、跟“顶级的人”聊天儿。

　　3年前，文经风极少参与这种跟赚钱没关系的活动，几乎不跟客户以外的人吃饭。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以吃饭从来不买单著称”的朋友。一见面就拉着去吃饭。文经风不好意思拒绝。到了之后，发现朋友还拉了另外几个人。那天话题很散，文经风很奇怪，这些人不务正业、无所事事，但怎么那么快乐？最后他们让他买单。“虽然我心里不乐意，碍着面子也就算了吧。”但是那次吃完饭以后，他突然发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之后，他主动找了这位从不买单的朋友，让他再带着自己出去聊。“哎呀，这个世界太好了，太好了。”文经风说，就在那时，他重新发现“聊天”的价值，他甚至告诉朋友，说那改变了他的命运。

　　于是文经风开始频繁参与讲座、沙龙，“尽情地去参加”。这让他结识了些新朋友，王洪波是其中的一位，金融博物馆的定期读书会是王洪波自己听完后推荐他去的。“去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王洪波说，“他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这个比做爱还快乐呢。”

　　此前一段时间，文经风觉得自己接近抑郁。赚钱变成惯性，提不起精神。“老不高兴，老不高兴，然后对什么都没兴趣，不愿意见人。”他频繁出入医院，医生见到他，说，嗬，你又来了？看看他的检验单，说真下本啊，查这么多？查完也没发现问题。文经风很难受，甚至想过自杀。

　　“以前是就是赚钱，顺便干一些有意义的事。”自从找到了讲座、沙龙，文经风重新排列主次，“反过来了，是首先你去干一个有意义、有意思的事儿，顺便赚点儿钱。”

到处都有新东西这么冒

　　文经风大略算了下，现在一个月最多读一两本书，但有质量的“聊天”一个礼拜少说也得有5场，一年下来200场有余。他从朋友处听来一句话，“文明的源头是聊天”。越想越对，奉为名言。

　　《看历史》杂志前主编、发起公共文化沙龙“杂志客厅”的唐建光告诉《人物》，文经风“几乎每天都在打听哪儿有讲座，哪儿有什么新鲜的思想，哪儿有什么一些好玩儿的人”，比如说3天，假设他没有听到讲座了，他就会问我，老唐，最近有什么讲座没有？”

　　文经风让秘书在网上搜讲座，历史、人文、科技、哲学、商业，样样都来，乐此不疲。在朋友们的描述中，文经风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逮着好词好句，唰唰唰记。如果没能记下来，他会打电话，直截了当。“你上午说的那个是什么词儿来着……我还想听你再说一遍，我要记下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教授胡非模仿文经风较真儿的口气说。

　　听了新东方创始人王强的演讲，文经风觉得好。结束后，他径直走到王强跟前，说想请他吃饭。王强说你是谁你请我吃饭。他自我介绍一番，说是“亚当夏娃”的老板。王强说,他知道这个，便应了邀请。文经风回去认真做功课，准备了大约7个问题。

　　饭局在东直门的一家饭店进行，晚上7点到10点，聊思想、哲学和文化。回忆当天的场面，唐建光说参加文经风攒的饭局几乎没什么乐趣。“第一他不喝酒，第二，他吃不了多少，第三，他会不停地问问题，然后不停地记。”

　　如果讲座没意思，文经风往往不愿耽搁，立马走人。互联网是文经风视野范围内最新也是最感兴趣的事物。文经风跟多位朋友谈起90后女孩马佳佳。他在一些论坛会议上听过马佳佳的演讲，个性张扬的马佳佳号称自己做的不是性用品生意，而是自媒体，甚至“自商体”—这是文经风听都没听过的新词儿。“好像对文总触动特别大，哎呦，这下令我刮目相看……他后来也研究自媒体。”朋友胡延平告诉《人物》。

　　“他听讲座狂热也在这几年，就是因为这几年正好是由互联网引发的创新颠覆所有行业的时候。”唐建光说，“他是保持非常强的危机感……他会捕捉一切可能会颠覆自己思想的，或者说给自己带来灵感和创意的东西。”

第二次“下海”

　　“不知道对手在哪儿”，文经风高度紧张，草木皆兵。“很恐怖啊，有可能将来是一个新的东西，把马佳佳、春水堂（知名性用品电商）、我们，全给灭了。”

　　有个4岁多的小女孩到文经风家做客，她用手指在电视屏幕上戳来滑去，一脸困惑，她以为电视跟iPad一样是触屏的。那一刻文经风觉得，跟生而为互联网人的“土著民”相比，他这样的50后竞争力天然低下。

　　所以，文经风要求自己通过高频度、高质量的讲座保持先进，他有这个自信，说自己“跟得很紧”。“在我的内心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躁动和激情……仿佛又到了22年前，又有了当时我们创业之初那样一种茫然和冲动。”他跟朋友宣布，他要第二次“下海”。

　　1990年代的第一次下海，他辞去邮电部的铁饭碗，从体制内来到体制外。第一次下海在他看来是勇气决胜负，“别太离谱，就基本都干成了……支个摊儿就赚钱”。第二次下海要靠崭新的思维方式，“以前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你就在岸上。你是全新的一种思维方式，你就在海里边。”他是渴望待在海里的人，最近一两年，他为自己第二次下海“一直激动不已”，虽然至今也没干过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在思考，不停思考。

　　“到处听来的，挺唬人的，但你要是问他深点，他也不知道。”老球友胡非说，“听一个讲座，就被影响，回来就讲好多那个人的观点，后来又听一个……今天说市场经济不好，明天说市场经济好的。”

　　“咱不是『倒爷』吗，就倒思想呗。”文经风承认自己定力不够，容易被很多观点影响，但所有新观点都是按自己的标准挑选，让他心里激灵一动的就是好的，“货色好，我就进。”

　　文经风有一个文化传媒公司，他自认是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50后，有义务帮助85后把脑子里陈旧的观念清除。年轻人来他公司面试，一见面，递上表格，稍微聊上几句，他就有了判断，“我说你老了，他说我怎么可能呢？他说我才二十几。”文经风甚至觉得80后都老了，“85后的年轻人，我觉得交流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追逐“顶级的人”

　　除了听讲座，文经风喜欢结识一些“顶级的人”，顶级并不以“权贵”判断，而是这个人是否具有“精神高度”。“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是个吸血鬼，我不断地要去吸能量。”

　　唐建光的“杂志客厅”曾邀请法学教授许章润演讲，文经风听完急吼吼请唐建光帮约吃饭。“他会不停地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帮我约到啊……”唐建光觉得有些为难，大约两周后，经另一位朋友做中介，文经风把许章润请到饭局上。

　　文经风毫不掩饰对《东吴相对论》（一档广播节目）的主讲人吴伯凡的崇拜迷恋之情，赞扬对方是目前为止唯一让他“抬头看还要再抬头的人”。吴伯凡的每一期节目，他都下载到手机中反复聆听。节目中，如果吴伯凡的发言被其他嘉宾打断，他会非常厌恶。

　　张健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跟文经风相交10多年。有一次出门，俩人住一间房。凌晨两三点，张健醒来发现文经风在被窝里，塞着耳机，手机屏幕一闪一闪。问他在干吗，文经风说在听吴伯凡的节目。

　　一次线下活动中，他追逐吴伯凡去了斯里兰卡，探访佛教的发源地。文经风本人则高度评价此次旅行的价值，他告诉《人物》，那次旅行他从头到尾几乎没间断地捧着小本儿唰唰写，旅行结束3厘米厚的小本儿记得满当当。他还特意花3万块买了头等舱，以期在漫长飞行中有机会跟吴伯凡近距离交谈。不幸的是，一个聒噪的男人，而不是他，坐到了吴伯凡的身边。他觉得对方简直是暴殄天物，一路上咋咋呼呼地说了好些废话，听得他“直想从飞机上跳下去”。

　　旅途中，他恳请吴伯凡能跟他单独聊哪怕5分钟。对方应允了。文经风回忆跟吴伯凡独处的那次长达20分钟的、至今让他回味无穷的交流：在斯里兰卡海边，吴伯凡一路走一路说，他则一边追着对方脚步，一边在小本子上唰唰唰地写，“说得太好了，都来不及记”。他把自己比作月亮，而吴伯凡这样有智慧的人是太阳。“我自己不会产生什么智慧，但是我特别敏感……随时捕捉别人的智慧。”

　　“神魂颠倒。”文经风感叹，“哎呀，真舒服。我觉得一个人你这么去养自己，你会让你自己灵性始终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

不粗鄙，这点是做到了

　　在文经风心里，已经将自己的性用品商店放入历史，归到“活化石”一类。他逐渐把业务范围缩小，砍掉不赢利的店面，只留下在北京的17家。他有意让白塔寺附近的第一家店铺保持20年前的模样，货架、收银台还是1990年代的风格，顾客以中年人为主，产品少有更新，“生意很稳定，踏踏实实的。”但钱赚得少了——“那就赚少了呗。”

　　带着听来的“一脑门子新观念”，文经风马不停蹄地琢磨着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比如办个自媒体，参与某个众筹项目，跟投一些科技项目。

　　“像老文的话，他脑子里应该是一个比较混沌复杂的系统。”球友胡非猜测，文经风现在如此热衷听讲座，“可能就是精神的一个需求而已，不是精神的追求，它是需求。”


　　如今，面对第二次“下海”这件事，文经风情绪起伏很大。一回采访中，他自我告慰说：“一辈子做个『套爷』也就行了呗，我们对社会、对历史不可能有那种惊天动地的贡献，反正我能做到这儿也觉得还行。”另一回采访，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说过什么，拿出舍我其谁的架势：“我希望做成一个比亚当夏娃还有意义、影响还大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做成？在哪儿做成？我不知道。还在等这个时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有。”

　　文经风把时代比喻成一辆嗡嗡向前的汽车，和记者好几次、翻来覆去分享了他是否应该坐上这趟车后，他笑了：“这个好像说起来不像是一个性商店老板关心的事。”

　　文经风最不愿意自己变得平庸、琐碎，戴个大金链子，镶个大金牙，满嘴脏话，抽烟喝酒。“那就完了，所以我就要很多。”这点令他非常自豪，“不粗鄙，”他点点头，自言自语，“这点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