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健康干预的争议已久，经过媒体报道，笔者始知佛山前年就成立了所谓“高干队”（高危人群干预队），组成人员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而今年，有关部门将通过非政府组织发动全社会，在社会上招募志愿者充实干预力量。在包容与谅解的态度下秉承着美好的初衷，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义工教小姐”有多少突破希望？有多少可为空间？

　　首先，在干预态度和角色上，志愿者只有在思想上真正跨越旧有的偏见和价值观，才能谈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性从业者。众所周知，社会管理者对于性的方面自古以来就在追求平衡中跌跌撞撞，扫黄打非与卖淫嫖娼并行不悖、互为消长。有人用性张力进行了绝妙的概括——这几千年一线惯之的张力之弦，绷紧了，就射出伤人之箭，废驰了，或又成为伐性之鞭。笔者要说的是，管理者可以说它是罪，要打击；也可以认定它是病，要诊治，但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在21世纪艾滋病乌云的笼罩中，在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切上，抛却管理者对“病”与“罪”管控疏导的冲突，我们力所能及的是对这些边缘人群进行现实的个体的关照。

　　其次，如何“入围”、提供何种干预的问题。但凡中国人，都会明白这一最为尴尬的现状——性服务作为一种古老的垄断产业，背后有着复杂的隐秘的直至难以撼动的运作链条。借助艾滋病这个新命题，志愿者如何能够真正“入围”、真正实现有所为？其中难度可以想见。把小姐们组织起来进行一场在她们看来远得不着边际的课堂式教育，宣讲艾滋病知识——唬住她们？发放免费安全套——为交易提供方便？在这些问题面前，许多人宁肯相信：性工作者比谁都清楚如何保护自己。她们缺少的，不是、或者说不仅是防艾知识和工具。由此，志愿者承担引导与干预功能，就更需要延伸到艾滋病这个疾病之外，比如，性从业者如何解决生存问题变得更为现实和紧迫。

　　“需要一点点修补精神”，盘旋在笔者脑海里的是一位较早从事艾滋病健康干预者的这句话。对性从业者进行健康干预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非政府组织，这给我们每个人发出信号：危机面前，管理者之外，个人可以尝试用行动去影响周边尽可能多的人。当然，要影响的不仅仅是指性从业者，还有不嫖就会死的男人。

　　在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切上，抛却管理者对“病”与“罪”管控疏导的冲突，我们力所能及的是对这些边缘人群进行现实的个体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