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原本隐秘的真实生活，也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根据专家测算，中国约有3％的人群，也就是4000万人有“断背”倾向。除了“防艾”的沉重话题，这一庞大群体面对的心理、法律等复杂社会问题也备受关注。

　　本月初，全国首条同性恋综合服务热线开通，落户上海和广州。这个叫“智行”的广州男同性恋义工小组，成员有20多人，职业有医生、教师、演艺人员、商人、学生、公务员等，年龄跨度从20出头到40多岁。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比较认同自己的“同志”身份，在业余时间热情参加“防艾”、情感咨询等同伴教育。

　　身处“黑暗王国”，他们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多一缕阳光。

　　热线

　　除了少数感染者，患“恐艾症”的起码超过一半！

　　“喂，您好！这里是智行综合服务热线……”

　　上周三晚上7点，广州越秀区一家高层住宅。4名年轻小伙子正在接听热线电话。这是热线开通的第一天。两个小时里，他们就接到了36个电话，忙得连水都喝不上一口。

　　“有很多朋友第一次打电话过来，都战战兢兢欲言又止。我就会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有什么话你放心讲出来。电话那头这时候会大舒一口气，聊开了。”热线负责人阿东是广东某高校的医学硕士生，29岁的他非常活跃。

　　一年多前，他们就与广东著名的艾滋病患者爱心组织“爱之关怀”合作，在广州天河区某小区内开通了咨询热线。这次开通的综合服务热线，是整合了上海的两条服务热线资源，增加了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并且把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同志”。

　　“除了少数感染者，患‘恐艾症’的起码超过一半！”阿东介绍说，这些咨询者多有一定知识水平，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后接触有关艾滋病的资讯，感到非常恐惧，就会打进热线咨询，“我最近喉咙很痛，腰伸不直，浑身冒虚汗，是不是患了艾滋病啊？”

　　义工一般会建议他们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者各地疾控中心检测，防止被骗。但很多人反复做过多次正规检测，证明没感染，还是会不停地打电话过来。“有一位在一年半之内做了五六次检测都没事，但他还是非常恐慌。我们只能一次次耐心地安慰、说服。确实，他们要面对的社会压力太大了。”

　　比较起来，那些真正感染艾滋病的人则比较少，他们的问题则大多是什么时候服药，如何看化验单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热线还会告诉他们国家“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例如可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领到免费药品，但需要做必要的身份登记。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因对自身不认同，需要心理方面的疏导。有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小罗，跟热线说:“我从高中开始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一直瞒着爸妈，更不敢告诉同事，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心里一直非常压抑。”

　　29岁的义工阿强告诉记者，不少同性恋者在意识到他们的性倾向与众不同时会感到恐惧，许多人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才能对自身建立认同。他1997年就曾因看到一本杂志，严厉评判同性恋是变态，而痛苦地与男友分手，后来到广州打工，通过互联网才逐步接触到全面的信息，慢慢找到自信。

　　“很多人觉得同性恋是变态，是娘娘腔，但你看看，我们都不是这样的。”阿强试图向记者说明社会上对同性恋的认识存在误区。在热线办公室工作的几名志愿者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蓄着小平头，外表上并无异于常人之处。

　　渔场

　　义工派发防艾小册子和保险套，疾控部门提供指导

　　周末，广州越秀区某大型公园。夜幕降临，从四处赶来的“同志”开始交友聚会。这时，一群年轻的义工就会过来派发防“艾”小册子和保险套。大家都已相当熟悉，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向他们索要，不到十几分钟，几十套资料和保险套已经分发一空。

　　“刚来做宣传的时候不太受欢迎。但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大多数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阿袁是“智行”“外展小组”的负责人。除了公园，他们每周还有一两个晚上要去酒吧、桑拿等同性恋者云集的“渔场”，免费发放艾滋病防治册子和安全套。

　　“国外经验证明，开展同伴教育是‘同志’防艾的有效手段！”对于“智行”的这种外展活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研究所的王医生表示肯定。

　　艾滋病研究所于2004年在广州征集200名“男同志”开展队列研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同志”还因觉得该研究“把同性恋和艾滋病捆在一起是一种歧视”而在网上激烈争辩。

　　“我们没有歧视。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避免更多悲剧发生！”王医生说，据第一期调查结果显示，首批121名受访者年龄在18—55岁之间，涉及机关干部、工程师、教师和个体户等20个不同的职业，还有12名学生。其中有2人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性行为方式及保护情况不容乐观。另外由于社会压力大，“同志”伴侣很难长久，而且网络、“渔场”“一夜情”诱惑又多，普遍存在多性伴的问题。王医生强调，这项调查取样局限性大，不能代表全貌，但提示了防治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刻不容缓。

　　过去，由于同性恋人群比较隐秘，而且普遍敏感，圈外人特别是官方机构想积极干预难度非常大。

　　“这两年，卫生部的防治策略正在发生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在同性恋人群较为集中的场所，以同伴教育的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多名疾控专家甚至认为，由疾控部门干预为主逐步转为疾控部门提供指导、同志志愿者组织开展同伴教育为主，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势。

　　目前广州除了“智行”，还有两个比较活跃的“同志”组织也在积极开展“防艾”同伴教育。一个是在圈内出名的“广同”网站，据称已有20万注册会员，以高校学生等年轻人群为主。记者登录看到，网页上除了新闻、社区、交友等内容外，有详细的“防艾”咨询问答。

　　另一家是刚开张不久的“龙阳会所”清吧。其坐落在广州市内繁华地区的住宅小区里，三室一厅百余平方米的房间内，开辟了饮茶聊天室、卡拉OK包房、麻将室。老板阿关是个“老广州”。他说:一些喜欢安静、收入不错的白领是常客，因为他们嫌酒吧太吵，桑拿又是欲望之地，不卫生也不安全。

　　王医生介绍说，省疾控中心与这三家“同志”组织都保持联系，提供专业“防艾”知识指导。例如，龙阳会所吧台上醒目的一包包“安全套”和防艾小册子，就是由他们免费提供的。省疾控中心目前参与了一个联合国资助项目，今年将组织外展活动，加大对“同志”防艾的积极支持。

　　压力

　　用婚姻作屏障是不道德的

　　穿梭于热线、“渔场”之间，义工们体验到互相帮助的幸福，但也更多感到现实的无奈，还有自己的无力。

　　“最大的困扰还是结婚！”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由于社会接纳程度低，他们只能生活在黑暗中，不敢“出柜”(向亲友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所以一到适婚年龄，父母的逼婚令就步步紧逼，热心亲友组织的“相亲会”更是纷至沓来。据估算，约有八成“同志”，特别是公务员、教师人群，不堪重负，最后只能被迫与异性结婚。

　　“自己想爱的，根本不能、不敢去爱；而自己不爱的却要强作欢颜！妻子是无辜的！而我无异于‘行尸走肉’。这无爱之婚姻，何处是尽头！”不少中年“同志”坦承，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和寂寞，他们会时不时到“渔场”或者“同志”网站交友。有些还像电影《断背山》里的两个男主角杰克和安尼斯一样，定期悄悄和昔日“爱人”聚会。在这漫长的生涯中，不仅自己备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各自的妻子儿女也受到巨大的伤害。

　　“为什么都关注同性恋者，而不关注一下我们做妻子的痛苦？”去年广州媒体有关“同志”的报道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位读者张女士就曾打电话向记者哭诉。她是在和丈夫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十几年来，多次的争吵和承诺始终无济于事，她还是发现丈夫在外面有男性伴侣，而且经常更换。“有时我真想拿把刀子把他杀了。我想离婚，但又怕伤害到孩子！”

　　貌合神离的家庭，给夫妻双方和孩子心理都留下深刻的伤痕。为了避免这种痛苦，一些年轻“同志”则开始寻觅新的出路。义工们告诉记者，这两年也有不少人选择“同志”与“拉拉”婚配。这样既可应付父母的逼婚，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取向，给了各自自由的生活空间。

　　这是圈内的一个经典案例:广州一名女医学博士阿宁(化名)是拉拉，她就选择了一个同行的男“同志”阿辉(化名)结婚，去年两人还在天河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婚后两人除了一起应付各自亲友的“检查”外，各有伴侣各自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被圈里人戏称为“一国两制”。

　　最近，阿辉的母亲去世，阿宁也跟着回家吊丧。她写道:“愿她老人家一路走好！我们的‘婚姻’给了进入暮年的她多少是不小的安慰……我们选择‘形式婚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父母，既然这样，那就善始善终吧。”

　　“我们都知道，用婚姻作屏障是不道德的。这些都是无奈之举。”阿强说，同性恋者跟异性结婚是“害人害己”，对夫妻双方、子女、两个家庭都是悲剧。他和爱人阿伟已经一起走过11年了，尽管风雨不断，但他们已经决定逐步向远在安徽农村老家的父母“出柜”，相伴到老。

　　很多义工也认为，目前“同性婚姻”在中国还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现实面前，更多年轻“同志”会慢慢尝试让亲友接受自己的真实取向，避免走进传统婚姻的悲剧轮回。

　　公开表明自己性取向的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其同性恋小说《孽子》中这样描绘:“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请给予我们更多的阳光！”阿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性恋经历了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直到现在逐渐人性化的历程。只有更多地正视和包容，才能减少更多的彷徨和伤痛，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