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里，避孕药总是伴随体重增加、生育能力下降等现象。也因此，中国约1亿的育龄妇女中，只有2.3%的人使用口服避孕药避孕，而欧美各国的使用率高达40%。与之相对应的，是3月26日媒体公布的数字：在中国，每年约有1300万女性要经历流产的痛苦，远高于欧美国家。避孕药究竟有多“可怕”？人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重新审视它？

　　中国女性恐惧避孕药

　　问：根据您的了解，各国女性在避孕观念上，有多大区别？她们对避孕药的接受程度有什么不同？

　　康：在避孕观念上，各国女性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我的出生地爱尔兰，那儿的传统是禁止妇女借助药物或其他方式避孕，也不希望女性接受相应的教育。但是仍有20%—25%的爱尔兰女性选择口服避孕药。相比之下，德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那儿的女孩子很小就能了解到有关避孕的常识，选择口服避孕药的女性比例也很高，所以人工流产的比例比爱尔兰要低得多。

　　来中国前，我去过日本。当地性观念相当保守，女性避孕知识普及得很不够，所以先灵公司的业务开展得也不太理想。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在女性避孕方面表现得还算开明，这要归功于计划生育的国策；但也有一些偏见影响女性选择避孕药，例如，大众对药物副作用过于担心。

　　费：在中国，短效口服避孕药的市场空间不大。这是由于中国女性对短效口服避孕药的认知基础差，不知如何选择。所以，近几年，中国妇女反复流产的情况很严重，紧急避孕药滥用也很严重，有时一个月会服用很多次，避孕有效率已经降到了20%—30%。居高不下的流产率及反复流产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先灵现在致力于各个层面上的教育，对消费者的，对医生的，以期扭转落后的避孕观念，降低流产率。这样既解决了社会问题，又真正保护了女性的身体健康，提升了女性的生活质量，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得以拓展。

　　口服避孕药越来越安全了

　　问：在中国，口服避孕药的推广有哪些问题？需要各界做哪些工作？

　　康：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大众过于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事实上，避孕药问世之初，确实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诞生，避孕药已经变得相当安全。

　　费：在中国，“是药三分毒”的观念影响极广，很多女性认为，避孕药是“毒”，尽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认为，至少“停药”一年后才能怀孕，否则体内的“毒”排不干净。这都说明，我国女性在这方面接受了大量错误的信息。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必要的担心，我国仅有2%的女性选择口服避孕药，是爱尔兰的1/10左右，这个比率着实让人震惊。

　　康：此外，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紧急避孕药的滥用。据我所知，有些女孩子在一个月内多次服用紧急避孕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避孕有效率很低，而且对健康有害。企业可以通过广告推销自己的产品，但也要注意对大众进行教育，引导女性科学服用避孕药。

　　避孕方式更多元化

　　问：今后避孕药研发的趋势是什么？男性避孕药的前景是否看好？

　　康：仅从控制生育的角度来看，男性避孕药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事实上，早在16年前我加入公司时，同事们就声称，这类药物会很快上市。问题在于它们的副作用仍很严重——许多男性停药后生育功能迟迟不能恢复。所以说，男性避孕药要想用于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仍是避孕药的主要使用者。拜耳—先灵始终致力于保持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发优势。目前，口服避孕药的有效率已经接近100%，留给我们提升的空间已很有限，所以首要任务是开发出更多种类的产品，让女性使用得更便捷。除了口服药，我们进一步开发出鼻喷剂、植入型药物以及贴剂，这样可以更全面地照顾到女性的需求。此外，我们还在研发更为天然的避孕药物，让药物除避孕外，有其他更好的功效，如美容等。

　　问：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流行趋势很严峻。安全套既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手段，也是应用广泛的避孕方式。在这种形势下，口服避孕药的前景是否会因安全套使用率的增加而受到影响？

　　康：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口服避孕药的增长受到了艾滋病流行或安全套使用率增加的影响；其次，我们建议，女性选择固定的性伴侣——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一直是这样做的，此时，她们最关心的问题仍是避孕本身，而不是预防性传播疾病。而从避孕效果来看，口服避孕药确实比安全套好得多。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女性选择了口服避孕药，也可以证明她的性伴侣是比较固定的。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固定的性伴侣，还是建议在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以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