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人们对安全套还比较陌生，说起安全套大都羞羞答答。那时安全套的主要功能是避孕。

　　从新中国成立起，党和国家在最短时间内彻底荡除了卖淫、吸毒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随着改革开放的窗户打开，一些已经在国内绝迹的病毒苍蝇又飞了进来，诸如性病、毒品等死灰复燃。在防治性病、艾滋病中，安全套才大摇大摆地走进人们的视野。

　　如今，安全套在超市、商场、娱乐场所随处可见，甚至走进了中学生的书包，安全套从黑暗角落走到了阳光下，一管窥豹，从中可见证30年人们思想、生活的改变，倾听到时代前进的足音……

　　30年间得与失

　　说起安全套，最早可追溯到西元1000多年前的古代埃及，当时的人们用山羊、猪的盲肠或膀胱来做安全套以防范性病；在法国康普利，人们发现了古老洞穴里的一组壁画。
 
　　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使用安全套的情况，这也就成为了欧陆最早使用安全套的证据。在15世纪，人们又发现了第一个记录安全套使用的文件。意大利人卡布利让1000多个试验者使用了亚麻织成的安全套，他们在安全套的保护下都没有感染上梅毒。

　　而在我国，安全套的使用首先被认为是用于避孕的，而并不是用于防止性病。新中国成立后就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灭梅毒及其他性病：封闭妓院、免费为妓女诊治性病、禁止卖淫、对梅毒普查普治。至1964年，中央政府宣布已经完全消除了性病。

　　此时安全套并没有走进人们的视线：1949年前，我国不能生产安全套，只能依靠进口，昂贵的价格使安全套不能成为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物品。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后，第二年我国在广州筹建了安全套生产厂；随后，1962年党中央确定避孕套药具免税，1965年天津引进安全套生产线，开始了机械化生产；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我国实行了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1981年，中央书记处提出“要用最好的工厂、最好的原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作为计划生育国策产品，安全套的产品质量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作为一种有效的避孕工具，安全套渐渐成为了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政府最初成功消除性病的胜利，并没有能够阻止它们在20年后卷土重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有力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艾滋病也随之侵入。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人，此人是美籍阿根廷人，前来中国旅游。从1985年到1988年，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多数是境外旅游人员。但没多过久，国内就发现了4例艾滋病患者，他们因使用进口血液制品而感染。1989年，云南首次报告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毒，146例患者在当时的我国是一件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拥有可怕传染速度的艾滋病病毒在中国已经有了本土化的传播，安全套的另一项作用——防止性病也逐渐为人重视起来。

　　1995年河南农村大批卖血者集体感染艾滋病毒，母婴传播也首次被发现。此后，母婴传播的比例逐年增长。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农村居民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和小城镇居民，对于艾滋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与恐惧心理更强，安全套使用率更低，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欲求更低。这些现状都决定了艾滋病防治工作与安全套的普及在农村将比在城镇更加紧迫，也更加艰巨。

　　从1989年到1998年，艾滋病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陆续被查出。至今，艾滋病用了23年的时间在我国经历了由传入、扩散到快速增长的过程。到2007年8月底，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现并报告出来的感染者和病人累计超过了21万。

　　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此时安全套虽已广泛为人们认识，但仍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公众场合。1998年10月，“杰士邦”以“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80辆公共汽车上亮出我国首条安全套广告，但33天后就被撤下。次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宣传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广告，只一天便被停播。直到2003年11月此类广告才得以登堂入室。

　　而由安全套引发的争议才刚刚开始。1997年8月，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进入清华校园引发争议不断，在大学校园里，安全套一边以性教育代言者的身份进入，一边又因有提倡大学生性行为的嫌疑而在敏感的气氛中变得扑朔迷离。

　　2002年，安全套在各大媒体的出现频率暴涨，自动售货机走上街头、随刊附送、广告解禁，每一步的变化都预示着人们对两性行为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宽容，而安全套的科学、卫生形象也逐渐得到认可。然而，促进安全套平稳进入中国百姓家的却是一个让人心痛的事实。2002年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总人数已经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迅速蔓延。此时，“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的决定在重重阻力下悄然展开，这已表明政府采取的措施，在这场生命与传统道德的冲突中，更多了一份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本身的关爱。

　　安全套在中国艰难推广的30年间，老百姓的伦理观念和两性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关系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