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成人性用品即成人的玩具。据统计，我国现有性保健用品及相关生产企业一千多家，中国成人用品销售额超千亿。两性问题专家方刚说：如果我们认同性是基于娱乐目的的，并且认同娱乐是主要目的和手段，那么所有的性玩具，它从观念上应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一个好的东西。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玩具，天经地义；大朋友拥有“大朋友的玩具”，却有“淫”还是“乐”之辩。

争辩是争辩，这丝毫未能妨碍中国性玩具用品(常冠以“性保健用品”之名)的蓬勃发展。有研究者统计：我国现有性保健用品及相关生产企业一千多家，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国家，多为出口，而国内近三分之一的进口洋货，原产地是在中国。出口创汇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超过20％—这是指的生产。经营方面，全国目前有二十万家以上性用品的专卖店，中国性保健产业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这个数据与我们印象当中，街头巷子里局促、隐蔽的“成人用品商店”的形象的确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在中国，“成人性玩具用品”的买卖仍属一个极为低调、隐秘的行业。

“短短的平头、大方框眼镜加上淡漠不羁的神情，使33岁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坐在性教育课堂末排的青涩少年。”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对温州爱侣公司总经理吴伟的一段描述，这个据说是“性保健品国内市场份额已占到了70%”的公司的老板也只有面对国外媒体时，才敢大胆地推销他的观念：人需要性玩具，就像口渴了需要喝水一样平常。

而在中国本土，吴伟和他的集研发、生产、经销渠道以及终端销售“一条龙”的家族极少在媒体露面，我们的数次约访，也一再遭到他们的婉言谢绝。

幸好，我们找到了开设有一百多家成人玩具连锁店的欢喜堂，老板粟卫国有着15年的从业经验，手握十大品牌、5000多款性用品的独家经营权。因为有着“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的倚靠，粟卫国言辞大胆，有问必答，但我们也发现，他开设的一些社区店，平日挂着“XX街道计划生育服务办公室”的牌子，“一有领导来街道办检查工作，公司就把大门紧闭”。

而作为销售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成人用品电子商城”，“北京桔色科技有限公司”强调：“我们就是一家普通的电子商务公司，”但这家“普通”的电子商务公司在创业初(正是电子商务最火暴的时期)，却遭遇了“应聘者众，闻之色变，掉头就走”的尴尬。而其首席运营官在接受采访时，也有意识地说了句：“我们虽然出售成人玩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很开放……不意味着我们自己都会使用—那不乱套了吗？！”

而那些购买“性玩具”的顾客呢？“进来不说是给自己买，大多说给朋友买。买完东西，有些人连找的零钱都来不及接，便匆匆离去。”

消费者的“性趣”和产品带来不菲的利润让“性玩具”产业趋之若骛，但众人却又小心地与“性玩具”保持着距离，希图保留“清誉”。“书中有教条，身穿布衣裳”的人们着实有趣。

在中国汉语当中，“淫”解释为“过头”之意。然而，性欲望无可量化，当“性玩具”作为“性能力不足”的一个补充时，被认为无可指摘，但何谓“不足”？而恰恰人的欲望又没有穷尽，何又谓“过头”呢？

就在这种无法判别中，“性玩具”即成为了传统观念中的“淫具”。

女性主义学者葛尔·罗宾曾提出过一个性等级理论。她认为，性至少分成三个等级：好的性、坏的性、有争议的性。好的性被限制在婚姻之内，以生殖为目的，一夫一妻；坏的性指跨代级、同性恋、商业的，或者是人和动物，或者SM等；而中间存在一些很难区分、有争议的性，就比如性玩具。

而随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变化、人们对性行为多元化的尊重，一些原本很难区分的“坏的性”和“有争议的性”有可能朝着更高等级过渡。

如果说，一部《断臂山》，让现在的同性恋越来越能被接纳为“有争议的性”(甚至“好的性”)的话。那么，“性玩具”这一“淫具”是否有从“争议的性(甚至是坏的性)”过渡到“好的性”的机会？

两性问题专家方刚说：如果我们认同性是基于娱乐目的的，并且认同娱乐是主要目的和手段，那么所有的性玩具，它从观念上应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一个好的东西。

江晓原访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没有直接回答，他笑了笑：性玩具的“淫乐之辩”或许会出现在书本上，可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