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大的成人用品经销商之一,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多个地区拥有100余家连锁商店。15年的从业经验;享有超过十大品牌、5000款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这些,是握在他手里的三张“王牌”。
栗卫国现在最大理想便是让自己的“欢喜堂”能成为世界一流性玩具连锁机构,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顾客。
“你们找对人了。”这是他在办公室接过记者的名片时说的第一句话。
身为中国性玩具用品市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相信自己有这种扩张的掌控能力。
“未来的3至5年,肯定是中国性用品市场发展的最好时期。”
15年的从业经验;享有超过十大品牌,5000款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这是握在他手里的三张“王牌”。
采访地点定在北京地坛旁边的一个街道服务中心,这是他的一个社区店,面积并不大。有意思的是,门上挂的不是公司牌子,而是街道办“计划生育服务办公室”,主要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只要一有领导来街道办检查工作,公司只有把大门紧闭。
这是产品仓库,也是形象店之一,好几百种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性用具,让这个狭小的屋子充满了生趣。
栗卫国向记者粗略地计算起来:综合北京60多家社区店,再加上全国各地100多家加盟店的业务交易流量,全年下来总共有3000多万元,纯利润为500多万元。
当然,这远远无法与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店时的“盛况”相提并论。
1993年,他开办的中国第一批性用具商店,曾创造过每年1000万元的业绩,这还只是一个单店的营业额。
入行
栗卫国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北京同仁堂药店任职,最高职位是同仁堂药店的区域经理,收入优厚。
1993年,他便从同仁堂药店辞职,跟随几名大学同学一道,办起了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店名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地点设在北京赵登禹路143号,商店面积不大,只有30多平米,品种也不多,加起来也才只有20多种。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的进货渠道,他们只能先从药品店买回各种性产品,再集中摆出来卖,这其中有三宝双喜、理疗环,也有夫妻按摩器、快乐器等简单的性用品。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后,试验性地在报纸上发了一条豆腐块新闻。
这条小新闻竟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世界各大驻中国的通讯社都跑来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不少北京市民看到新闻后,蜂拥而来,可没几个敢真正进店购买。
有趣的是,在“亚当夏娃”的马路对面,却总有不少人在那里晃来晃去,装作随意路过,稍微有点勇气的,进来不说是给自己买,大多说给朋友买,买完后,连零钱都来不及接,便匆匆离去。
尽管,人们对性产品还持有种种矛盾心态,可并未影响生意,第一年,就开始盈利。[Page]
自开业起,“亚当夏娃保健中心”每天都有2000至3000元,最少也有1000多的营业额。客流量的迅速膨胀,让只有30平米的店面,很快不堪重负,几个月后,他们又不得不把商店搬迁白塔寺旁边一间约有80多平米的店里。
高额的利润回报率,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加入这个行业,“亚当夏娃”每天除了接待来访的记者外,还要接待络绎不绝前来洽谈合作的各省商贩。当时,他们并不太懂特许经营、连锁经营,大多合作只停留在产品批发层面。
自立门户
看到性产品的高额利润以及全国的市场空白,栗卫国向其他几名合伙人提出了让“亚当夏娃”在北京以及外省进行扩张的商业计划,可他的计划并未获得其他几名合伙人认可。
由此,他们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再加上其它的矛盾冲突,致使大家最终散伙。现在,“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那几名创业者,差不多都在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外企里担任要职。
从“亚当夏娃”出来后,他又在北京的前门开了一家名为“伊甸园”的性用品店,启动资金的13万元,还是从一家新加坡厂商那里借来的,13万刚拿到手,便全部交给了房东,当时,“伊甸园”前门旗舰店的年房租达27万之巨。
幸好,前门店的生意很好,开业那天,来参观的车辆、行人把前门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开业的第二个月,“伊甸园”就卖了20多万,第三个月便把欠下的13万元还清了,而全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促销,栗卫国特别注重广告宣传,除了与《北京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刊登广告外,还与专业媒体进行合作,宣传性知识、性观念。
《北京生命生育生活》杂志创办后,他为其提供了一年的赞助经费,按月拨款,杂志的回报则是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宣传专栏,每次请一名性学专家讲性知识。此外,他的“伊甸园”还曾在北京电视台的电视商场做了两期节目,效果良好。
不仅利用媒体促销,栗卫国还较早采用了连锁店,跟药店合作设立专柜等多种经营方式。这让“伊甸园”没过几年便在全国有了40多家连锁店,并在北京西单、王府井、海淀等多家药店设立了性用品专柜,专柜数量最高时达200多个,生意非常不错,一个店每月能卖到40万元。
为此,他专门从河南渑池、三门峡,陕西汉中等民办高校招了40多名大学生,先培训,然后安排到各大药店性产品专柜里做销售。
行业“洗牌”
1990年代初,深圳其实已有很多厂商专门生产各种性器具了,但因政策限制,只能接受国外订单。
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可“伊甸园”里的性产品却一直停留在避孕套、理疗环、按摩器、神油等几种类型。
郑孝国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他在奉化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泌尿外科手术器械的厂,当听说北京有专门经营性用品的商店,专程跑来参观,参观完了后,他对栗卫国说:“我想为你们加工一些性器具”,这与栗卫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正为这个发愁呢。
这样一来,“伊甸园”又成为了我国首家销售性器具的商店,平均每天能售出五十多件性器具。
当时,因为怕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作为“淫具”论处,所以,他们给这些器具的命名还很隐晦,把专供男性使用的器具取名为“取精器”,专供女性使用的叫“按摩器”,形状也不敢用仿真的,产品工艺粗糙,形状、材料都比较差。[Page]
曾有位老先生买完产品后,第二天便退了回来,原因是“声音太大”,让隔壁邻居误认为是他家的冰箱坏了。
“厂家不管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性器具,都必须得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文,其他的我不敢摆在我的商店里卖。”这是栗卫国经营性产品所要坚持的底线,也是他能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保护伞”。
这让“伊甸园”的生意一直稳步增长,并在1996年有了一次“质的飞跃”,那几年,也是中国性产品的“黄金期”和“分水岭”。
所谓“分水岭”,主要是当时内地的性用品商店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鱼龙混杂让这个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
1996年,不断有关于性用品黑幕的报道出现在各大报端,很长一段时间,对性用品市场的调查,成为各大媒体集中报道的热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孟云龙看到这个情况后,拟发了一份文件,准备宣布取缔性用品。情势危急!
了解到这种情况,栗卫国立刻邀请了相关方面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全国80家性用品商,召开了一个“性用品现状与前景”的研讨会,一边“学习”文件,一边商量对策。还专程邀请了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来到现场采访,希望藉此缓解舆论危机。
努力获得了回报。不久,在北京政协常委的会议室里,北京市的公安、工商、海关、计生等相关政府部门都到场了,连续开了三次会议,会议最终达成了共识:“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须行业自律”。
随后,栗卫国联合全国八十家左右性产品生产、销售商,在中国科学学会的下面,成立一个“性保健专业委员会”,栗卫国任秘书长。
“连锁”构想
做全国最大的性用品连锁店,一直都是栗卫国的理想。
在1996年,他已经开始尝试在全国建立“连锁店”网络了。栗卫国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兰州、西安、太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设立了30多家连锁合作机构。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连锁店,各个“连锁机构”还只处在供货、信息共享等松散的合作阶段。
虽通过危机公关,保住了这个行业。但也很显然,1996年那次“洗牌”,以栗卫国为代表的性用品商,告别了以前那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时代,性用品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低潮期,利润逐年降低,铺设区域逐步萎缩。
栗卫国说:“原来我们开的店,差不多都是50—100平米之间,现在绝大多数只能是10平米以内了。”
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国内的性用品才找到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对于性产品的消费特性而言,网络也许是最适合性产品销售的方式之一,电子商务极大地扩大了性用品的市场容量。
短短几年之间,大大小小的性用品销售网站相继建立,如国内的“七彩谷”、“桔色”等性用品网站,差不多都在2000年左右开始建立、运营。这种大型的性用品网站具有股东结构合理、投资力度大、从业者素质高、服务体系完善等各种优点。
“‘七彩谷’从某种角度来讲,绝不次于‘当当网’的商业利润。”栗卫国认为。
大型网站的兴起,为栗卫国带来了商机。他没有急着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站,因手中掌握了国内十几个品牌、几千种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这些网络销售商必须得从他手中买货,这些,让栗卫国很有资格扮演众多网站的“供货商”的角色。他甚至打算“逐步退出性产品零售业的消费终端”,做一个“全国最大的连锁销售平台”。
现在,网站经营也进入到一个发展的瓶颈,一是观念层面,二是糟糕的物流体系,如果要从网站、零售店直接发货到顾客手里,耗时太长。目前,国内只能通过EMS、快递公司等方式,而EMS配送体系非常落后,一是送货时间长,二是回款周期慢,网站供货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EMS升级的话,将带领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栗卫国开始筹建自己的网站,在各个城市成立公司、建连锁店、搭建一个顺畅的物流配送体系,希望在解决其物流配送阻滞的问题的同时,还能为其他性产品零售商提供服务。“这样,我们既能解决送货效率的问题,又能解决回款时间的问题。”
为了学习经验,栗卫国还专门跑到麦当劳、肯德基、上岛咖啡等世界著名的连锁机构去“取经”。他认为,性产品相对其它传统意义上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到目前为止,它的利润还是很高的。只是文化观念与政策壁垒,阻碍了很多有实力、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尤其国内那些以做“外单”为主的性产品生产商,“它们中,大的能达每年几十亿的产值。”
“中国人最偏爱仿真器具”
mangazine·名牌:性产品经营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多人把它当成暴利行业,是这样吗?
栗卫国:我始终遵循合法经营这一条,这也是这个行业生存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利润还算高的行业,但不是暴利行业,大家之所以认为它灰色,我想与从业者的素质有关,再加上政府没有具体的部门管,可能就形成目前这种现状了。
mangazine·名牌:你掌控的那些普通社区店,利润如何?
栗卫国:在我们现在的普通店里,一个月一万多销售额,一个店一天顾客流量为10多个人,购买率在50%以上,平均下来每天3-5个人买东西,销售额为300多元,减掉一个月4000块钱的房租,一个月还能留下3000-5000元的纯利润。
mangazine·名牌:不同城市是不是会面临不同境遇?
栗卫国:对。这主要是与当地的经济环境与文化观念有关。从行政上,不同地区针对性用品的资质审核有不同的管理办法,北京的管理显得很古板、官僚,去工商局注册,若拿“性保健品”或“成人用品”去注册的话,肯定没戏,因为经营范围里这些字眼没有。上海给注册,但附加有当地的管理条例,这比较符合市场规律。广州基本上不管,只要你有关系,什么字都能打上。
mangazine·名牌:单以北京为例,你总结出了什么样的消费规律?
栗卫国:越是繁华的商业区,性产品卖得越好。虽然,繁华区域的进店人数与进店率相对较低,但购买率以及购买额相对要强。目前,我们在北京的分店已突破60家,卖得比较好的是亚运村、甘家口附近、雅宝路、秀水街、石景山、方庄等地段,这些地段都是小店,在10平米左右,每个店只有300-500个品种,开这种社区店,专门是为商业区服务的,适合开小店,没有开大店的必要。
mangazine·名牌: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城市销量榜单?
栗卫国:没有专门为此做一个排行榜。相对而言,大中型、思想开放的城市,销售量自然不同,譬如深圳、大连就卖得很好。地面店较乱,难以具体统计,但根据网上销售排行榜,前四名应该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其它地区基本上谈不上。单从消费习惯来划分的话,网络销售主要的消费群是以中、青年为主,而地面店则是以中老年为主。
mangazine·名牌:目前在你们销售的性产品里,哪些最受欢迎?[Page]
栗卫国:从大的类别来看,分三类,销售量最大的是口服产品,虽然在我们店里不是第一,但在整个行业肯定是第一,一般的性用品商店都是卖口服产品为主。第二是安全套,安全套虽然到处能买到,但专业店里的品质、种类、价格都不一样,有专用的持久套,里面是加了延时剂,能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时间左右,也有不同形状的安全套,有荧光安全套,彩色安全套,还加了不同香味。第三才是性器具。在大型的商店里,性器具占第一位,我们每天光单品性器具能卖几千个,性器具现在应该是发展最快的。
mangazine·名牌:消费者满意度最高的又是哪些产品?
栗卫国:从产品的满意度来看,恐怕也只是这三类产品的满意度最好。口服产品是2000年以后才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但到现在,我们还没发现纯中药类口服产品能迅速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即便有的口服产品立竿见影,我们也只能怀疑它里面加了西药成分,但这并不能说中药不行,只能说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而已。
mangazine·名牌:你们公司最昂贵的性器具是什么?特点是什么?
栗卫国:真人玩偶。在我的上海店里有,进价在一万元左右,还有做爱秋千,价值3000-4000元。明星导模,比较个性化,即厂商先从性感明星那里购买肖像和版权,然后用石膏导模,用各种上好材料制作出来。你只要闭上眼睛,那种感觉与真人是一样的,无论是体重、感觉、还是温度,仿真部位功能很多,能发声、转动、抽动,拥有十种以上不同的震动频率。再高档一点的,还可以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性生活习惯,调整声音、温度、频率等,如高潮时需要20分钟,你便可以调到20分钟,明星导模产品,日本的最贵,进口不太方便。
mangazine·名牌:中国人最偏好什么样的器具?
栗卫国:仿真器具。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外国大多以调情为主,中国大多将其作为替代品,为了解决性欲的发泄问题。一般使用者都是单身、男女分居、残疾人,这样一来,仿真的感觉和效果肯定要好一点。抛开情感,单从功能和生理需求而言,器具肯定比人要强,现在有一种发声的性器具,你想换成哪个国家的都可以,不同肤色,柔韧度不一样,还有一种先进的明星导模,非常个性化。
栗卫国:主要是俱乐部、私人会所,中国目前的俱乐部、私人会所发展很快,尤其是私人性别派对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mangazine·名牌:内地普通民众还对性器具保持着距离吗?
栗卫国:我认为主要是不知道,即便知道了怎么用,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国内厂子,男用女用的各式各样的调情器具,最多的有6000多个品种,(生产时)最高档的材料,最好的电机都用上了。
这些产品在我这里卖得最好。这能说明什么呢?老百姓肯定能接受得了。我们甚至还有SM(虐恋)产品,也是全国第一家卖的。
mangazine名牌:使用虐恋产品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什么特质?
栗卫国:他们大都是层次非常高的人,衣食无忧,也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生理问题。之所以产生虐恋情结,主要是为了最大的满足生理和心理的综合需求,所以他们才需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现在他们也大多比较坦然了,只要空间允许的话,他们也大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论这方面的取向。
mangazine名牌:仅性趣而言,存在南北的区域性差异吗?[Page]
栗卫国:没有太多的地区差异,甚至包括不同消费层次的人,在这方面的需求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性,惟一只存在因经济能力而导致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差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总结,越是有文化层次的人,对性的看法越看得开。去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成人用品展,市民们排队购买性器具,有结伴而来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未婚的青年人。
mangazine名牌:在使用性产品时,国人有没有颜色和味道上的偏好?
栗卫国:有。中国还是比较喜欢粉色、蓝色、紫色、红色,前些年喜欢肉色,在味道方面,中国人在安全套、性器具上喜欢加一些香味,譬如茉莉花香什么的,而外国人则基本不用加什么香剂,外国人比较喜欢刺激性很重的味道,这点中国人受不了。实际上,越是刺激性的东西,成瘾性越大。
mangazine名牌:你们现在把什么样的价格定为高档产品呢?
栗卫国:1000元以上可定义为高档产品,不管是男用还是女用的。
mangazine名牌:这样的产品好卖吗?
栗卫国:不好卖。一是价格高,更重要的是,这和**床一样,你买回来之后放在哪里?你说放在卧室里,那你要是有小孩怎么办?现在很少人有条件专门为性生活辟出一个房间,所以说,这类的高档、体积大的**产品不太可能大规模的进入老百姓的家里。
mangazine名牌:如果人家用过性器具后,不满意,要求退换,你们会怎么处理?
栗卫国:其实按照消费者相关法律,我们这类产品是不能随便退换的,毕竟都在人体的隐私部位使用过,退换便会牵扯到很多问题,但一些正规大型的性用品公司,只要比例不是很大,都能退换的,一些退回来的产品我们大多数都要进行销毁。
mangazine名牌:你认为性产品经营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栗卫国:性产品商店有50%以上都是回头客,卖得好的商店都是70%的回头客,最大问题是宣传瓶颈,如果我们能像其它商品一样,可以进行公开宣传促销,那么我们便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床上没有“淫乐之辩”
性玩具也被人叫做“成人玩具”,比较有童心的说法,叫做“大朋友的玩具”。小朋友的玩具都是乐而不淫的,大朋友的玩具到底是“淫”还是“乐”,有一些人难免一直心里打鼓。
今时今日,怀着这样的疑惑,提这种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有道德精神,更要有知识辩难的勇气。和“小朋友的玩具”比,用来增添一点乐趣的玩意尚须“淫”还是“乐”地辩难一番,可见,大朋友毕竟没有小朋友的游戏心态,下了床就要讲道德文章,脑筋里一根弦,绷得高得很,紧得很。
可是,白头发却穿着一双单布运动鞋的江晓原,笑眯眯地说道,“淫乐之辩”或许会出现在书上,可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床上:
“‘淫’在汉语中的本意有‘过头’之意,如淫威,如淫雨;也有用来说某人‘淫于典籍’的,这里的‘淫’乃沉湎之谓。这些状态下的‘淫’,都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意思,也不特别用来指人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上过于放荡。‘淫’字专门指称性关系、性行为方面的放荡状态,并且带有负面道德评价的意味,是较晚近的事情。古人使用‘淫-乱’一词很少。《红楼梦》中宝玉说,‘皮肤滥淫之蠢物’,用‘滥’来形容程度,淫本身没有道德评价的意思。”
江晓原现在虽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院长,仍然是个少数派。中国的大学数以千计,但仅有三个科学史系,他创建并主持着其中的第一个。这还不是他平生所做最少数派的事情。他现在科学史界的声望甚隆,可最早的学术文章却是关于房中术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据说,这篇关于房中术的文章,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登载文章的杂志从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侥幸保存下来的,那几页文章也不见踪影。
江晓原的观念,有着这个时代少数派的本色。**的时候使用一些性玩具,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说。性玩具是一种日用品,与枕头、毛巾没有区别。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说,在某种眼光看来,满世界都是淫具:高跟鞋就是淫具,床则是最大的淫具。“古人做爱就用枕头辅助,枕头岂非也是淫具?用枕头是‘乐’,用玩具就是‘淫’”,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摇头说,“这有点开玩笑。”
根据他的考证,中国文化对性玩具并不禁忌,早先,中国的古人或许并不像后人那样神经紧张。早在汉代,就有考古能够支持的成人玩具,而且很奇妙—在一个汉墓中,出土了两根呈直角形相连的铜阴茎,据其形状,应该是设计可供女同性恋中的两位女性同时使用来自慰的工具。
“现代性用具中很少见这样的设计,古人的智慧看来超越了现代人想像的边界。”江晓原说,现代可供两位女性使用的性玩具,多是一根假阴茎,利用皮带束在其中一位女性身上。她就可以模仿性游戏中的男性。这在他收集的明代春宫画中,也可以见到。
中国古代的情色文学中,性玩具的使用十分普遍。有专家专门考证过《金瓶梅》中的成人玩具。其中有套在阴茎根部上的环,有一种药浸的带子,亦束于阴茎末端,不使其疲软。古代还有一种阴茎手术,将珠子植入阴茎,使其有凹凸感,增进对阴道的刺激,其原理与现在的某些避孕套一样。江晓原特别提醒说,这种手术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流行。
在江晓原看来,性玩具带来的“淫还是乐”的心理负担,大抵是因为“淫”在今天的语境中变成了负面的道德评价,而“乐”有一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但实际上,用性玩具是“淫”还是“乐”,这种区别可能存在于书本里,不大可能存在于床上;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却不大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感觉。
锦上不敢添花
中国人爱锦上添花,往往胜过雪中送炭,床笫之事又另当别论。江晓原说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买性玩具,但的确知道,很多所谓的正经人是不用这些东西的。婚恋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得到有人投书,说发现丈夫藏了一件用了自慰的性玩具,为此表示震惊。
“如果人人像我这样想,也许不会太震惊。”他说。
“在中国,**和谐的夫妻,一般不会再去买一些情趣产品,使双方的感觉更和美欢乐。这些用具往往都是在性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买来用,起补偿作用。”江晓原称,这种现象与国外差别有多大不敢说,但肯定有差别。很多中国人认为,用这些形象颇有些点古怪的玩具,是不正经的行为。
自洪秀全在南京城中分男女大营管理士兵以来,革命对床笫之欢似乎一直持警惕态度。中国对性、对性玩具的禁锢,以上世纪后半期最为严厉。此前,性以及性游戏、性玩具,虽然不是主流文化,玩具未必公开售卖,但是一直存在。
然而,真正追究起来,历史上国人对床笫之欢从开放到保守的转折,却并非自近代革命始。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变得像基督教禁欲主义一样,视肉欲享乐是人身上没有去除干净的东西,没有欲望是较高的道德层次,有欲望在道德上处于低等位置。流风余绪至今,如果夫妻一方有性的需求而另一方没有的话,没有欲求的一方一般不会考虑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只是一味疾言厉色,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方,被指斥的也不免汗下,惭愧之余投书杂志:专家先生,我老是想“这件事”,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江晓原的一位朋友是性教育协会的理事,常有人来咨询说配偶没有欲望,自己无法满足。医生一般建议要带配偶一起来检查,看看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心理有问题。然而,要中国的配偶双方一起来作咨询检查,若非逼不得已,实在难能。江晓原打趣说,中国人有一句说辞形容**是“履行夫妻义务”。“正常的性生活,男欢女爱这样愉快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强制义务”,出义务工难免流于例行程序,草草收工,玩具和花样可以不论。
对一些处于无性状态的家庭而言,性用具不能说不是一个选择。江晓原愿意以善意的心态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发现配偶藏着性玩具,另一方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她)要藏起来?可能因为他(她)觉得这可耻;也可能他不愿让配偶知道,自己丧失了对她(他)的兴趣。”
毋须讳言,不愿或者不能从配偶身上得到**的男女,总有一些是不愿或不能放弃家庭的。性玩具把貌合神离的人绑在一张夜夜异梦的床上,看来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快乐玩意被带到世上的初衷,却也有大朋友们不得已的苦衷。
玩具从来就有
说到性玩具,不能不提晚明。“那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甚至怀疑,性玩具可能会比在今天的中国更加畅销。”江晓原一时兴起,立刻流露出科学史家兼性学家的两栖风范。他在他那据说藏书3万册的书房中,找出他自己写的一本书来。其中有春宫插图多幅,都是晚明时期的坊间画像,间或可以看到现代电脑软件Photoshop的手笔:春宫画上被出版社做了处理,图上有一块类似马赛克的虚化效果。
晚明是一个悲情夹杂着颓废的欢乐的时代。北方边防吃紧,国内战乱连绵,只有江南,暂时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政治家的注意力都在北方和战争身上时。目睹王朝将倾的江南文人,普遍怀有某种“世纪末”的颓废情怀。“你知道吗,颓废是一种繁荣。”江晓原说。大量色情小说和春宫画都出现了,文人言行放荡,带着某种表演和行为艺术的性质。江南的情色艺术盛极一时。
但这个叛逆的繁荣时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江晓原说,中外的史家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段貌似滑稽的切片。在中国历史这段非典型的切片里,礼教仍然流行,保持着主流话语的地位,场面上大家都要端着,性、性工具、性游戏在理论上继续受到批判,在生活中却可以存在,甚至大行其道。现在收集得到的能反映性玩具使用的春宫画大多产生于这段时间。
江晓原书中选用的许多春宫画多来自画册《江南消夏》,其中就有使用性玩具的场景。他称赞这本画册在中国美术史有特殊地位,可与著名的《崇祯本金瓶梅插图》并列。不同于向来中国春宫画比例不对、头大身小的丑陋造型,此书将人体夸张拔细,看上去类似今日的日本漫画。1995年,江晓原将书稿送交出版,虽然终审通过,但是出版社仍在付印前的最后时刻,撤掉了他精心选出来的插图。直到今年再版,那些的确于精美中散发着颓废气息的艺术作品,才借江晓原的文字,带着Photoshop的虚化效果,公之于世。
这本书的出版,也见证了一段从禁锢到开放的有趣历程。
给性玩具产业应有的舆论地位
如果说性玩具,这小小的“大朋友的玩具”,考验了现代中国对性开放的心理和制度深度,这是哗众取宠,还是微言大义?
“整个20多年来,总体趋势是,话题越来越开放。在思想、电影镜头、小说、杂志封面方面已经放开了。”江晓原说,“只有一些涉及到深度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的,才仍然处在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性用具。”
江晓原对此亦表示乐观。“以前这些玩具是不许买卖的,如果有人卖了,是一桩罪名,叫‘售卖淫具’。”现在,虽然平常人家难得有锦上添花的“壮举”,甚至在床笫时刻也没有被坦然面对的机会,但是,性玩具的确开始得到人们的容忍和宽容。
“至于市场混乱,要说明一点,性玩具市场和其它商品的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因此,适用于其它市场管理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这个市场。这些原则中有一条:当一种商品没有在舆论中获得应有的位置,管理必定就欠缺。”江晓原说,“性用品市场现在是容忍的,但可能由于我们还不认为它应该获得其它普通商品的地位,既没有很好地制定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和维权渠道。”
如果我们承认性玩具是合法的,是人民生活日常需要的,那么有必要像制造家具一样,为它制定规范,管理其生产流通领域。而当市场逐渐做大,行业的自律行为也就会慢慢生发出来。
“一个行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自律?一要有行业的荣誉感,二是它可以长期经营。这样的行业才需要诚信的原则。只有合法化和社会评价正面的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江晓原说。
想一想,也是。毕竟,这是一个连盗版碟制造商都开始自律的年头